一、成立学术组织

1980年，中国写作学会成立，大大鼓舞了写作学界老中青三代人的热情，为进一步深化学术研究，一些分支机构先后成立。1988年7月，闽南漳州骄阳似火，中国写作学会现代写作学研究会在此宣告成立（后更名为“中国写作学会现代写作学专业委员会”。为行文方便，本文中简称“现代写作”）。参加会议的前辈学者有裴显生、孙绍振、林可夫、林柏麟、王志彬、金长民等。尉天骄、潘新和、杜福磊、高朝俊、马学东、周淼龙、郭望泰、舒咏平、孟建伟、张帆、刘新华、黄景容等年轻一辈也意气风发，锐意进取。林可夫教授担任会长（后称委员会主任）。

漳州会议上，大家对“现代写作”的理解达成了共识：“现代”，一方面是文体的意义，侧重白话文写作的研究，与古代写作学研究侧重文言文写作有所区别；同时，“现代”一词也有时代含义，即要以现代科学新观念研究写作，重视传统的学术理论遗产，而又追求超越和创新。

二、学术会议

“现代写作”成立后，学术活动一直很活跃，显示出学术组织有力度的脉搏跳动。除积极参加中国写作学会举办的学术活动之外，“现代写作”在漳州会议之后较大规模的学术会议有：牡丹江会议（1989年夏）、福州会议（1989年秋）、杭州会议（1992年）、第二次福州会议（1994年）、芜湖会议（1995 年）、厦门会议（1996 年）、南京会议（1997 年）、五台山会议（1998 年）、郑州会议（2000 年）、第二次芜湖会议（2002）、第二次南京会议（2007 年）、台州会议（2009 年）、岳阳会议（2010 年）、焦作会议（2012 年年）、湖州会议（2013 年）、集宁会议（2014 年）、莆田会议（2015 年）、徐州会议（2017 年）、武夷山会议（2019年）。每次会议都有一个集中议题，参会代表提交论文，以文会友，开展学术研讨，组织观摩教学，交流教学经验和体会，气氛热烈而有序，学术氛围浓郁。学术会议注意吸引新生力量加入，每一次都留下较好的反响。

三、学术研究和理论成果

从50、60年代到70年代末，高校写作教材大都以“知识”命名①典型代表是复旦大学的《写作基础知识》（上海教育出版社1960年版）、北京大学的《写作知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80年代以后出现的教材，书名大都以“论”（“概论”“通论”）取代了“知识”，表现出写作学科对理论体系的自觉追求。此后的会议论文和刊物文章，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理论色彩，学科理论建设进入新阶段。“现代写作”的同仁们积极参与热点问题的讨论，注重学术理论建设，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关于学科定位和研究方法的讨论改革开放之初，经过探讨和争鸣，写作学界较早取得的共识是——写作学不是“补课”性质，不是语言学的附庸，不能停留于“八大块”的静态文章剖析。这些认识，体现了学科的理论觉醒。“不是什么”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要弄清“是什么”，这对于振兴写作学科至关重要。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带有西方现代文论、现代哲学色彩的概念、术语、范畴、体系进入了写作学，拓展了写作学研究者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刊物发表和会议交流的论文面貌大变，文艺学、美学、“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心理学、认知科学、思维科学……众多学科的观点和术语在写作学中频频亮相，开始出现同行之间看（听）不懂的窘况。理论探讨的活跃显示出写作学界的勇气和活力，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写作学在人们心目中“有技法而无理论”的印象。但值得担忧的是，理论建设中匆忙横向移植，使得写作学的本体内容却逐渐身影淡化。有的论文或教材，往往先从别的学科的角度滔滔宏论一番，“从哲学上讲……”一时之间成为时髦的、具有“高度”的理论表述，最后举出一两个写作的例子作为验证。“拿来”的理论不是“六经注我”，而是成了“我注六经”。

有学者曾尖锐地指出：“写作学在价值上的依附性，主要表现为依附于文学理论。当文学理论在80年代中期，为了从哲学的演绎中挣脱出来，急病乱投医，到一些横断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学科中取寻找方法时，这本身就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但是处于幼稚阶段的写作学居然不顾自身特点，白白当了几年文学理论的跟班。”②孙绍振：《从中国写作和写作教育理论的历史传统出发——潘新和〈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序》，潘新和：《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这种批评不仅在当时是对症的针砭，时至今日也仍不失警醒作用。

“现代写作”的同仁们，在此期间发表了一些论文论著，科学辨析写作学科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呼吁建立写作学自身的理论体系，并进行了脚踏实地的探索。如林可夫1990年6月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写作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上的发言中，论及“强化本体与淡化本体的走向之争”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何为‘写作本体’？……写作本体即写作行为，是写作学者应予观照的重点、基点，也是写作理论赖以建立的立足点、生长点。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多种层次、多种形态的理论，才是真正具有‘写作’特征的理论，才是名副其实的‘写作学’。”③林可夫：《现代写作学：开拓与耕耘》，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这番见解，体现出清醒的学科意识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笔者在《探寻写作的奥秘》一书中也对写作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做了细致分析和阐发，强调写作学的学科理论建设需要广泛借鉴，但不能靠“嫁接”生成，“现代写作是在现代社会实践（特别是写作实践）中产生，而不是由现代哲学或其他学科的理论推导而成。写作学的理论成果应当追求高层次，而真正的理论高度只有在对本体内容即写作活动的特质和规律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方能形成。离开了这个基石，无论怎样的花样翻新都将成为空中楼阁。”①尉天骄：《探寻写作的奥秘》，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9-31页。

笔者还特别指出了现代写作学研究的特殊性，即写作理论的研究者大多数是写作教师（也有新闻、文学、行政管理界人士探讨“怎么写”的，但数量不多），不能如古代刘勰、刘熙载那样专门沉浸于文章写作的研究，也不像语言学、文艺学、美学等学科，在社科院（研究院）里有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但是，除了写作教师，还有什么人宣布过建立写作学理论的宏伟抱负吗？这就是写作教师无可推卸的使命和职责：既是理论的探求者，又是理论的应用者，写作教师这种身兼“学者”与“施教者”双重任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写作学研究既有局限，也有优长，也决定了其理论研究的特殊品格：一方面，不可能完全“为理论而理论”，不能不考虑理论归宿于实践的应用问题；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理论成果的不尽完善之处表示出暂时的宽容乃至敝帚自珍②尉天骄：《探寻写作的奥秘》，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9-31页。。有学者认为，这是“从我国20世纪写作学的历史和现状的综合分析中得出研究写作活动的方法论问题”③包忠文：《序一》，尉天骄：《探寻写作的奥秘》，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上述论文、论著有一个共同的、明确的学术理念——写作学需要引进现代学科理论，但是一个学科的建立，关键是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取向。写作学要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独立的学科话语和学术体系，一定不能忘记坚守写作学的本体内容。因此，研究写作学，不能满足于用借来的理论作“空中结网”的思辨和演绎，而是要认真考察写作活动的历史，深入探求写作的实践过程。写作学研究者必须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二）关于学科属性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学科”还是“术科”的问题。也许是感慨于写作学长期被人忽视的地位，一些青年教师对写作不能正式成为一个“学科”而感到焦急甚至是愤慨。为了确立写作学的学科地位，有的同仁对“术科”发出了很多不满和指责，急于甩掉“术科”的帽子，意欲以“学科”理论与哲学、美学、文艺学一争高低。有人主张：“师范院校的写作课的教学目的务必改革，将以‘术’科为主变为以‘学’科为主”“大学不应以培养写作能力为主，而应当以理论研究为主”。甚至写作教学要培养的“写作能力”，也被认为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心理虚幻物”。但是，冷静想一想，写作真能够像有些学科一样停留于理论思辨的层次吗？

根据可见的资料，林可夫曾在1985年武汉大学写作助教进修班上最先提出“写作哲学”这个“高层次”的概念，但是他后来对这个问题没有展开太多的论述，反而在写作的“术”性特征方面关注较多。他在《写作课程是术科不是学科》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从写作的‘术’性特征出发，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即从‘术’中概括出‘学’，进而由‘学’中抽象出‘道’，并最终以直接或间接指导写作实践为归宿，这样的理论才是货真价实的写作理论。”④林可夫：《现代写作学：开拓与耕耘》，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

笔者借助行为科学的理论，对上述观点做了补充和进一步阐发：“写作学不是 ‘关于事物的科学’，而是‘关于行为的科学’。不能简单地说它是术科，但它具有术科的某些特征。术科自然也要有理论，而且理论也有程度抽象高低之分。但从总体看，术科理论不像哲学、美学、数学、逻辑学那样可以较多停留在纯粹思辨的领域。比较而言，它的应用性要强一些。或者说，与实践的联系更直接一些。”作为学科具体操作层面的“术科”理论，抽象层次达不到哲学、美学的高度，这是正常的，不需要惶惑，更不需要惭愧①尉天骄：《探寻写作的奥秘》，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9、50页。。

众所周知，写作活动中“心”与“手”的矛盾普遍存在。由“理”（理论）到“法”（方法、口诀）再到“术”（技能），不是自然生成的，纵然“得心”，也不等于“应手”。一些“先锋”意味的观点大都看不起“术”的教学和训练，有的引用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有心必有其手”之论。其实，克氏此语有其特殊的深刻性，但不免偏颇。朱光潜早期深受克罗齐理论影响，后来认识到它的片面性而对其有所扬弃。钱钟书曾针对克氏此语做过详细论述，指出诸种艺事，“非得心之难，而应手之难也。”批评克氏“何其顾此失彼也”②钱钟书：《谈艺录》六一，附说十六“得心应手”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0-211页。。为了实现由“心”到“手”的转换，“术”的教学和训练不可忽视。蔡元培曾说过，大学课程分“学”与“术”两种，“学”为基本学理，“术”为具体应用，两者并进始可。而在写作学科里，“学”与“术”是二而一的关系，作为个人，可以有选择，有侧重，但是学科整体的性质是不可割裂的。

强调写作学的“术”性特征，并非只满足于教学层次的技能培养，而是同样呼唤高层次的学科理论。中国写作学会1995年珠海年会，笔者在提交的《写作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论文，提出了“两极延伸”的发展策略。所谓“两极”，一极是大众化、普及化的“俗学术”（“俗”无贬义），主要途径是：其一，培养劳动者的智力和技能；其二，传递科技成果和文化信息；其三，为社会提供精神消费品。另一极是站在学科前沿、开展学术理论研究的“雅学术”。“就目前写作学现状来看，‘雅学术’这一极偏于沉寂，与‘俗学术’一极失去了正常的比例……因此，眼下除了鼓励雅俗共赏，和而不同，补充互生之外，应对高层次理论的研究给予鼓励和支持。”③尉天骄：《探寻写作的奥秘》，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9、50页。有评论认为，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尉天骄的主要贡献有三：其一是对学科的准确定位。既重视写作实践，即‘术’性特征，又强调将‘术’提升到‘学’，……其二是对写作学研究方法的定位。既重视历史的方法做历时性的研究，又注重用逻辑的方法做共时性的研究；既要有哲学的观照，又不失写作的本体。其三是对写作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定位。这就是要处理好‘雅学术’与‘俗学术’、‘冷板凳’与‘热炕头’的关系……”④王志彬：《20世纪写作理论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80年代中后期，写作学界先后出现了“文化写作学”“写作哲学”“主体写作学”等“大写作学”的理论，显示出求真探索的开拓精神，引发了写作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启发了人们学理上的深入思考。“现代写作”的一些中青年学者积极参与了学术争鸣，对于新的理论主张，有真诚的赞同，有自觉的对唱，也有客观的异声。参与学术争鸣的，很多是同龄人、好朋友，大家友情归友情，学术归学术。“吾爱师友，吾更爱真理。”凭着对写作学的热情和爱心，诚恳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共同目的是为学科建设添砖加瓦。80、90年代写作学界这种充满友谊的争鸣，形成了一段热闹的文化风景，至今还令人感动和怀念。

（三）写作学历史资料的梳理和发掘“治学先治史”，建设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现代写作学，不能忽略自身的历史遗产。潘新和的《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被专家认为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写作和写作教育思想的专著”⑤孙绍振：《从中国写作和写作教育理论的历史传统出发——潘新和〈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序》，《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上编“古代部分”，下编“现代部分”。每一编内容均为“点面结合”，既有纵向的写作教育思想的发展演变，又有典型人物的写作教育理论评述（古代从老子、孔子到曾国藩，现代从梁启超到叶圣陶）。写作学研究从自身出发的本体理念，恩格斯推崇的“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潘著中得到了鲜明体现。

王志彬主编《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史》，研究范围进一步集中，专注于20世纪写作理论的发展演变。这一历史时期，正值由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写作变迁阶段，也有西方学术理论的吸收借鉴，理论发展更加贴近当今时代。“现代写作”的同仁承担了本书大量写作任务。

万奇等人也分别对20世纪写作学、1950-2000年的写作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和评析，并对从柏拉图到刘熙载、林纾、章太炎、朱光潜的写作理论做了总结概括①万奇：《文心之道：汉语写作论说》，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37-87页；尉天骄：《探寻写作的奥秘》第4编，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205-309页。。万奇还出版了《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研究历史，旨在从写作学科的视角出发，将历史的思想遗产拿来“为我”所用。

杜福磊的《中国写作学理论研究与发展》一书，从“发展历程”“理论建设”两方面系统梳理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写作学理论成果，并辟出专辑对新时期以来的写作理论家一一做了评述。用作者的话说，是“力求以史为鉴，促进新世纪的学科理论研究在继承中不断创新和发展。”②杜福磊：《中国写作学理论研究与发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0-391页。

（四）写作学专题研究程民的《毛泽东写作艺术论》（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是写作学界第一部“领袖写作论”专著。毛泽东是一代文章大师，他的作品是现代白话文的典范。从50年代初期开始，就有很多学者、作家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研究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但往往是从政治理论、语言学、文学角度出发，就某一具体问题作出分析论述。80年代写作学走向兴盛，学术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于是出现了从写作学视角系统深入探讨毛泽东写作理论和实践特色的学术著作。此后，程民又出版了《瞿秋白写作艺术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还陆续发表了关于方志敏、张闻天写作研究的论文。这些论著，呈现出写作学科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成果独树一帜。

周淼龙连续出版了《别一种询问：写作是什么？》（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现代写作论稿》（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两部著作。80年代以来，写作学研究出现了“文本写作学”“过程写作学”“主体写作学”等学术见解，周淼龙在此之外提出了以行为选择为中心的“行为写作学”，认为写作是一种“应世”（不是“应试”）的行为，是通过在实际生活中的选择而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生存策略，涉及了以往不曾重视的概念，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命题（如“创新并不是衡文的唯一标准”），扩展和丰富了写作学的理论体系。

此外还有黄景容《写作心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刘新华《写作情感论》（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它们不是心理学理论加上几个写作的例子，都是围绕写作行为而展开“深入内心”的探究，“出于写作”而“落于写作”。孟建伟的实用写作系列研究也显示出注重写作学本位的深入探讨。

四、教学和教学研究

从“学科”还是“术科”的争鸣中可以看出，“现代写作”的同仁们，一直关注写作教学的研究和革新，在教学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现代写作”成立初期的一批年轻教师，怀着献身写作事业的热情，一直坚守教坛，教书育人，孜孜不倦研究学术理论，成果丰硕，有的还从事文学（包括影视文学）创作。他们在教学岗位上成长，或成为教学名师，或获得各类奖项。如潘新和多次获得教育部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以及福建省和中国写作学会奖项，万奇四次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张建勤获得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高朝俊获得“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他们都是以写作教学和研究的业绩而得到认可的。

与有关“术科”的争鸣相联系，写作教学的训练问题也曾引发教学理论的讨论。当时一些迭出的新潮理论多以“现代的”姿态出现，把异己的观点、见解统统称为“传统的”而加以批判。如写作教学通常要求学生写作符合文体规范，逐渐掌握写作技巧和写作规律，但“新潮”观点认为，只有“反规范”才是写作活动的真谛，写作只有掌握“大技巧”才有用，“小技巧”根本不能解决写作上的问题。在教学实践与某些理论出现矛盾时，有人干脆主张退回“八大块”的阵地；有人认为，什么样的理论不重要，只要加强训练，写作教学照样会有好效果。笔者认为，这毕竟不是积极的办法。“对于学科发展来说，各种新潮的观点、主张、体系，在理论上都有其价值。经过筛选和组合，他们最终也会对实践活动产生影响。所以，新潮的震荡会增强学科的活力，这不是坏事。”①尉天骄：《可以不新潮，但不能不训练》，《写作》1993年第11期。在纷争的新潮面前，一时可能会有不适应，但是，写作教学应当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放弃教学中的训练环节。这是对于写作教学实践性的鲜明立场和执着坚守。单看“五四”以来的传统，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和50年代北京大学的写作课程，名称就是“文选与习作”。脱离了实践训练的写作教学“改革”不是创新，而是写作教学的“解体”。当然，训练要有科学理论指导，而不是在盲目实践中摸索、“试错”，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近年来，有人断言，“写作教学论要终结了，今后要进入写作艺术、写作美学……的研究。”在“现代写作”2019年武夷山学术年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当前社会进入分众传播时代，文化需求多样化，写作教学内容和方式也随之变化，但是写作教学不仅不会终结，相反依然有着很大的用武之地，很多问题需要继续关注和探究。

笔者在发言中总结了目前高校写作教学的四种主要类型，并分析了各自的特点和价值。

1.基础写作 通过基本写作能力的教学和训练，培养写作的基础能力（叙事能力、阐释能力、论述能力）。基本能力具备了，写其他文体上手就比较快。基础写作在各高校开设比较普遍，有些高校的写作类“慕课”，多数是侧重基础写作的。

2.实用写作②“实用写作”的概念与“应用写作”有一定区别，此处不展开辨析。为了适应工作、生活需要，为社会各类从业人员培养实用文章写作的能力。新闻写作、公文写作、财经写作、司法写作、广告文案写作、申论写作等皆属此类。

3.创意写作 近年来很火的课程。综合性大学首开先河，很多高校先后开设了这门课。有西方作家说：“所有的写作都是创意写作。”但按照实际情况以及人们普遍的理解，很多高校的创意写作属于文学性较强的写作。“高校不是培养作家的”的传统观念应当刷新。培养出作家，对社会的文化建设是重要贡献。即使学生将来不以文学写作为业，养成对文学的爱好和写作习惯，有益于陶冶心灵，又能为社会贡献书香，也可以运用于其他类型的写作之中，对社会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4.学术写作广义上属于实用写作，但更注重学术性。哈佛大学所有学生唯一的必修课——写作课，侧重的不是文学、新闻和事务应用，而是学术训练。学术写作把阅读经典著作、查找文献、分析材料与有效的书面表达结合起来，训练思维的逻辑性和质疑、批判、创新的能力。清华大学2018年起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写作与沟通”，就是侧重于学术写作③邓晖、祈琳：《“写作与沟通”将成为清华大学本科新生必修课——大学生写作短板亟须补齐》，《光明日报》2018年5月21日第8版。。复旦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先后开设了“写作与交流”，侧重的也是学术写作。

会议代表认为，以上四种教学类型各有需求，执教者可以根据学校工作部署，结合自己的兴趣和专长而施展才华。并非哪一种类型“最新”，可以取代它者或者一统天下，而应当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事业兴隆”。

有的高校开设了“慕课”“写作与交流”，把经典阅读、应用写作、创意写作、口头交际融为一体，是具有概括力的有益尝试，但较多教学内容与教学时数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矛盾。

五、教材建设

重视教学，必然重视教材建设。在此选取几部有代表性的教材进行管窥。

（一）林可夫主编《高等师范写作教程》说到这部教材，有必要追溯到它之前的《基础写作概论》①林可夫：《基础写作教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1985年版。，该书作者除主编林可夫之外，还有孙绍振、叶素青、颜纯均、潘新和，时为福建师范大学写作教研室的“五虎将”（《写作》杂志专门报道过这个富有战斗力的学术群体），也是“现代写作”创立时期的骨干力量。与“写作知识”之类的教材不同，本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强调写作教学的训练。二是针对训练概括了很多深刻的理论见解，改变了以往“训练没有什么理论好讲”的习惯看法。特别是孙绍振撰写的第四编“议论文写作的基本训练”，共三章十六节，精辟论断发人深思，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本教材的出版，“标志着写作学研究和写作课教学的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以发展的观点解释写作的运动，用‘过程论’取代了流行的以静止的观点剖析文章构成因素的‘成品论’；以写作的智能——技能训练为中心，突出写作基本能力的培养，取代了长期以来单纯的写作基本知识的讲解。”②裴显生：《序言》，林可夫：《高等师范写作教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该书实际上是“现代写作”同仁编写教材的发端，为《高等师范写作教程》奠定了基础。

《高等师范写作教程》一书孕育时间早，打磨时间也较长。1987年底，林可夫应邀参加国家教委“七五”规划的高校文科通用教材《写作学高级教程》（周姬昌主编）的编写工作，受众多学者启发，产生了把高等师范写作教材建设提上日程的决心，他提出了 “两个三位一体”的构想：即，培养目标——作者、“讲师”、教练三位一体；教材框架——写作学、写作术、写作教法三位一体，目标是培养既会写作又能教写作的高等师范毕业生，这一想法得到了与会学者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在“现代写作”成立大会上，林可夫提出了关于建设师范写作教材的指导思想、理论框架和编撰原则，并邀请志同道合者组成写作班子，分工草拟各章节的细目。但教材并没有随即“开工”，而是经过了一定的“积淀”和研讨。1989年秋季，在福建师大召开了高等师范写作教学大纲研讨会，来自十余所高校和出版社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对课程体系、总体框架理论概括以及具体提法，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设性意见。在此基础上，落实了各章节写作的分工。《高等师范写作教程》的写作队伍，除了原来的“五虎将”，又有金长民、高原及笔者加盟，聚合了“现代写作”老、中两代人。该书1991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三编：写作原理论、师范体式论、写作训练论，并有附篇《中国写作教学简史》。“原理论”由“三论”构成，即成因论、递变论、操作论，广泛吸收已有的理论成果，同时也做出了新的探索。创新性地概括了写作的三条基本规律，即“四体（主体、客体、受体、载体）化一律”、“三重（内化、意化、物化）转化律”、“四环节（采集、构思、表达、修改）操作律”。这在当时，是对写作基本规律清晰地揭示，是条理化、系统化的理论表述。

此后，潘新和主编了《高等师范写作三能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所谓“三能”即能写、能讲、能教，是《高等师范写作教程》基本教学目标的继承，并有新的创建。该书主要作者也是“现代写作”的中青年教师。

（二）尉天骄主编《基础写作教程》这是进入21世纪之后，“现代写作”同仁在教材建设方面的一次新突破。本书七位作者基本来自“现代写作”，大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或中期进入写作教学和研究领域的。每人都用过很多不同的教材，也对其长短优劣进行了认真研究。什么样的写作教材才是好教材呢？结合在实践中的经验和体会，大家认识到：一、好的教材应当有新内容、新成果，让人有新的收获，而不是东拼西凑，冷饭重炒。二、好的教材应当是为学生写的，让学生喜欢看，而不是仅仅为了显示编写者的“理论才华”。三、好的教材要深入浅出，而不是“高深”到学生学起来艰难，连教师看起来也摸不着边际。四、好的写作教材应当是有助于“写”的，而不仅仅是只让人“读”的。上述原则，就是该教材编写的学术追求。

该书坚持“守正出新”的立场，坚守写作学科本位，纵向吸收国内外写作学研究的新理论，横向借鉴相关学科的新成果，形成理论的新形态、新面貌。同时对网络时代大学生写作、传播中的现实问题作了有启发性的阐释和指导。循序渐进地设计了典范文章的评点以及有针对性的写作训练。所选例文，既有大家手笔、经典之作，也有出自当代大学生之手的文章，是教材作者多年教学中积累的第一手鲜活资料。有评论指出：“书名包含有三个关键词‘基础’‘写作’‘教程’，‘基础’即强调该书教学内容要为专业写作及其他写作奠定基础；‘写作’则强调的是该书的学科定位，是写作而不是其他；‘教程’则强调的是实践性和操作性，不仅仅‘让人知’，而且还要人‘行’，去写作。”①刘荣林、周淼龙：《守正出新求实——评尉天骄主编〈基础写作教程〉》，《写作》2006年第6期。突出体现了贴近当代生活、贴近大学生、贴近基础写作的鲜明特点，一看而知是写作教材独特的“这一个”。

该书2005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经两次修订，目前已出版了第三版。教材形态也在不断创新，第一版是纸质教材＋教学光盘；第二版增加了供教师使用的“智能备课系统”光盘，可对教师的教学提供很大帮助；第三版又增加了二维码，扩充了教材容量，也紧密贴近了手机阅读的时代潮流。自2008年起连续入选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教材，到2019年12月底，已累计发行逾35万册②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提供的数据。。

（三）实用写作教材建设应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之邀，“现代写作”组织力量编写了《汉语实用写作新编》（笔者主编）、《高职汉语实用写作新编》（王光文主编），两部教材分别于2015年、2017年出版。这套教材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合理有效设计教材内容，根据学生实际需求选取文体，不搞“全面开花”。二是不同于“文体知识＋思考题”的内容安排，采用“问题导引＋知识讲解＋例文评析＋实践练习项目”的教学框架。教材出版后，在出版社召集的研讨会上，很多教师认为，“例文评析”让学生从实例中体会到了“应该这样写”“不应该那样写”，知道了实用写作“合体”（写什么像什么）的基本要求；“实践练习项目”类似于“材料作文”“情境作文”，让学生的写作练习从实在的基础，开始思维的行程。这样的教材便于教，也便于学。

另外，张建勤、孟建伟、万奇等在秘书文案实务、实用写作技法、礼仪文书写作方面也出版了一些教材，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六、加强合作、共同前进

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现代写作”积极参加中国写作学会举办的各项学术活动，是中国写作学会领导下一支活跃的学术力量。从祖国大西南的湛江到大东北的佳木斯，每一次学术会议，“现代写作”的同志们都积极参加，认真准备。学会成员来自全国各地，老中青均有，特别注意吸收青年学者加入学术队伍。

同时“现代写作”也与一些省（区）的写作学会密切合作，开展学术活动和交流，建立了深厚友谊。如与福建省写作学会四次联合召开学术会议，与安徽省写作学会、河南省写作学会、内蒙古写作学会也都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借助南北学风的熏陶和切磋交流，“现代写作”的学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砥砺前行，共同为中国写作学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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