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中国经济与文化的对外交流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逐渐得到推介和传播，一些目光敏锐的大陆学者开始进军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从80年代初的印象式批评和零散式研究，到90年代文体研究的细化和文化研究方法的引入，再到21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如文化诗学、文化人类学、民俗社会学、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方法得到应用，理论创新意识得以增强。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逐步开枝散叶，向专业化、学科化、学术化纵深迈进。因而，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分成三个阶段，即起步阶段（1979—1989年）、拓展阶段（1990—1999年）和繁盛阶段（2000年至今），主要对学界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发表的论文论著、期刊平台等现有成绩进行观照，分析不同研究阶段的特点、趋势及问题，并对研究范式的转型和学术生长点进行探察，以期勾勒出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四十年的学术历程，为学者同仁提供经验参照以便在未来的研究中查漏补缺，更好地规划未来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之路。
1979年，曾敏之在广州《花城》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文章不仅介绍了港澳与东南亚地区汉语写作的情况，并且呼吁学界要关注大陆以外的汉语文学创作。1979年《花城》杂志编辑部邀请部分香港作家及诗人召开座谈会进行交流，会议上诗人原甸向与会嘉宾介绍了马华文学的沿革和现状，并公开呼吁“我是旅居香港的马华文学工作者。我多么想在中国的刊物上，读到评论港、澳和东南亚文学作品的文章啊！这些文章对内地、对海外作者和读者都有好处，可以推动、刺激我们的文学创作。”①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与曾敏之和原甸的热切期待相违背，对彼时大陆学界的专家学者们而言，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一个陌生领域，鲜有学者愿意踏足拓荒。
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起步阶段（1979—1989年），东南沿海地区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相继率先成立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队，《四海》《台港文学选刊》《华文文学》等华文文学期刊杂志相继创刊，有力地推动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向前发展。1985年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创办的《华文文学》杂志为中国大陆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搭建了专业化平台，秦牧在代发刊词中从语系的角度对“华文文学”的概念进行陈述，号召大陆学者“作为中国人，除了关心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注视作为中国文学的一支的‘台港文学’的状况外，也应当留意世界上整个华文文学的动向，加以选刊，进行评介”②，并从文学传播、文化交流、学术互通等层面对华文文学研究这项学术工作的重要性予以强调。然而，由于域外资料进入大陆时在流通和传播上多有困难，当时学者们对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不得不停留在推介作家作品这个粗浅的层次上。
从创造发文机会和激发研究热情的角度上讲，把《华文文学》比作大陆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培植沃土毫不为过，不少华文文学研究拓荒性的文章都集中刊登在该刊物上，早期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几乎都曾在《华文文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如陈贤茂、饶芃子、忠扬、杨越、陈春陆、陈小民、高陶、方忠、刘俊、陈辽、钦鸿、古继堂、潘亚暾、黄维梁、翁奕波、萧村、胡凌芝、白舒荣、王列耀、李元洛、王振科等，虽然其中不无练笔尝试之作，无论是从实证的角度还是从思辨的角度来看都有待进一步深化，但念及初期阶段东南亚华文文学面临资料搜集不足、学科概念不清、理论环节薄弱等困境，我们也不必过于严苛诘难。
纵观起步阶段刊发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相关论文，不难发现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的华文作家作品备受专家学者青睐，在数量上几乎占据研究选题的绝大部分。实际上，新马两地的华文文学在整个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构成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一方面源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有着较为完整的发展脉络，形成了良好的华文文学传统，另一方面由于华商经济实力、华人人口数量、华文教育水平、华文报刊创办与发行等方面的相对优势，两地的华文文学创作的数量与质量及其内外影响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可谓名列前茅。除此之外，在该阶段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家作品的推介和评论中，涉及泰国与菲律宾两国的华文文学研究论文紧随其后，而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作家作品则提及较少。
从研究对象的文体类别上看，该阶段以东南亚华文小说研究、华文诗歌研究和华文散文研究最为集中。在东南亚华文诗歌研究方面，陈贤茂、李元洛、胡凌芝、潘亚暾、翁奕波、峻径等都作出了积极的尝试。其中，陈贤茂的《新加坡华文诗歌发展的轨迹——读新加坡华文诗歌四首》一文是新加坡华文诗歌研究初期的扛鼎之作，作者以米军的《跳“珑玲”》、牧羚奴的《哑子》、杜南发的《野火》和喀秋莎的《海湄夜笺》四首诗为研究对象，将其分别作为新华诗坛在战后初期表现“此时此地”的生活、六十年代初期的现代诗、进入七十年代后“现代”与“写实”合流等不同阶段华文诗歌的代表作品，由此梳理出新加坡华文新诗六十多年的发展脉络，将个案分析与整体概述有机融合。翁奕波的《阳刚与阴柔的共振——刘思诗歌赏析》以三十年代末新马文坛的活跃诗人刘思的诗作为研究主体，在具体论述中将诗人的现实生活经历与其诗歌创作历程进行勾连，内证与外证相结合，总结出刘思新诗中两股不同的情感脉络以及由此形成的阳刚和阴柔两种不同诗歌艺术风格。在泰华诗歌研究方面，胡凌芝和潘亚暾起步较早。胡凌芝的《湄南河畔之声——读诗集〈桥〉有感》以泰华诗集《桥》为研究对象，对子帆、琴思钢、张望、张燕、李少儒五位诗人的诗歌作品进行赏析，并从题材及内容方面概括了泰华诗歌的突出特点。潘亚暾的《诗心长在情长在——岭南人诗歌漫评》则以泰国华文诗人岭南人的生命轨迹为线索，对其青年时代所接受的文学教育及其诗歌梦想的萌生过程进行考察，较为完整地反映出岭南人诗歌创作的整体概貌及其特点。还有李元洛的《千岛之国的桔香——菲华诗人和权诗作欣赏》和峻径的《理想的挫折与爱的幻灭——谈云鹤诗三首》都是以菲华诗歌为研究对象。李元洛对菲华文坛千岛诗社的发起人之一的和权的诗歌创作进行品读，从和权诗作中大量表现乡情、亲情、悲天悯人之情的角度去阐述其诗歌的内在情感律动，并深入探讨和权诗歌在章法、句法、意象上的特质。峻径则以菲律宾华文诗人云鹤的诗集《蓝尘》中的《蓝尘》、《焚星人》和《秋潮》三首诗歌为探讨对象，通过对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大量使用跳跃式意象、反复渲染忧郁感伤的情调，分析云鹤诗歌的现代主义特征，并由此得出云鹤诗集《蓝尘》在整体上之所以呈现出一种幻灭虚无感是源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不和谐状态便不可避免地酿成了诗人深深的失望和苦恼。”③
就东南亚华文小说研究而言，起步阶段可供选择的作家作品范围较小，新加坡的姚紫和苗秀、马来西亚的方北方、泰国的陈仃等人的小说最先进入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野。云林的《读〈秀子姑娘〉》从女主角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主题情节设置的角度对姚紫南渡新加坡后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秀子姑娘》进行了印象式的短评。陈实的《苗秀前期小说创作论》则以新华小说家苗秀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创作的四部短篇小说集、三部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为研究材料，对苗秀前期小说的创作特色、艺术风格、成就与不足等进行整体扫描。萧村的《一卷雄文 炳蔚千秋——读方北方小说〈树大根深〉》从人物的典型性格和素材取舍等方面对《树大根深》展开论述，从小说所呈现的马来西亚华人血泪史、奋斗史和创业史的角度对方北方在小说创作中尊重历史真实的态度予以肯定。其中，陈贤茂的《五十年代泰华社会的一副缩影——论〈三聘姑娘〉》采用点面结合的论证方法，是分析入理而且极具研究价值的一篇论文。陈贤茂对泰华作家陈仃的小说《三聘姑娘》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包括带着浓厚封建性的商业资本家兴记头、保持传统三聘姑娘性格特征的大姑娘宝珠、深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洋化女性二姑娘秀珠、彰显新时代女性风采的四姑娘佩珠等进行深度分析，并从背景设置、主题内涵、人物形象塑造等层面，将《三聘姑娘》与巴金的小说《家》进行比较，一窥中国现代文学对泰华文学的内在影响，陈贤茂同时强调对该小说的推介，可以向大陆学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认识泰华社会的窗口，对促进中泰文化交流，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④。其他值得注意的关于东南亚华文小说研究的文章，还有陆枚的《归侨作家赞赏长篇〈风雨耀华力〉——泰华长篇小说〈风雨耀华力〉座谈纪要》和杨嘉的《人生百态 风物千姿——〈泰华文学〉短篇小说评介》。《风雨耀华力》是一部长篇接龙小说，在1963年至1964年连载于泰国《华风周报》，该小说由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九位泰华作家接力完成，曾在泰华文坛产生过积极影响，1983年小说发行单行本，隔年在广州召开座谈会，陆枚的文章对座谈会的举办过程进行了详细记录，为我们走进泰华小说研究的学术现场提供了一个路径。杨嘉的论文则选取了发表于《泰华文学年刊》的26篇泰华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力图整合出泰华短篇小说的创作概貌，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在拓荒阶段不失参考价值。
该阶段，东南亚华文散文研究相对较少，基本聚焦于新马两地的华文散文创作。王春煜的《南洋的风俗画与风景画——新华作家〈莫河散文选集〉序》对新华作家莫河的散文选集进行点评，他认为莫河散文的成功在于还原了南洋蕉林椰雨的神采风韵以及洋溢在文字中的对本土、对生活、对未来的热烈之情，而其不足之处则是行文有直露与肤浅之嫌，含蓄不够。周粲是新加坡华文文坛上颇有名气的一位作家，《都市的脸》是其第九本散文集，王振科的《那“一丝小小的爱”——评周粲的散文新作〈都市的脸〉》以该散文集中四十六篇散文为参照，将周粲散文创作一贯的特色和风格概括为“于细微处见精神”、“于平凡中含深情”、“于朴实中显文采”⑤。萧村的《马华文学的郁郁绿荫——〈叶的事业〉读后》针对马华作家甄供的杂文集《叶的事业》中的59篇文章进行整体论述，用“摒弃成见、团结一致”、“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及“文须有益于读者”⑥来概括甄供杂文的思想精神。
在起步阶段，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基本都属于作家作品研究的单篇评论，以个案分析为主，整体性研究和区域性研究虽然比较单薄，但仍有一些学者迎难而上挑战学术研究的难关。忠扬的《新加坡华文文艺的困境与重新出发——在第三届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以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作为考察对象，指出新加坡华文文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种问题与挑战后，给出了一些前瞻性的建设意见。凌彰的《新加坡华文文学思潮的变迁》则对新加坡华文文学思潮的衍变过程进行爬梳，在肯定中国新文学对新加坡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前提下，对战前新加坡华文文坛中的文学运动及论争过程展开详细论述，将战后新形势下文艺思潮的新变化，如强调本土特色和文艺独特性、反对黄色文化提倡健康文艺、现实主义与唯美主义流派分流并存等情况进行阐述。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学者在东南亚华文文学史和史料的相关议题上作出了较早的批评实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史料建设方面，陈春陆和陈小民于1988年和1989年在《华文文学》上发表的《泰国华文文学史料（上）》和《泰国华文文学史料（下）》两篇史料梳理性文章对于早期从事泰华文学研究的学者同仁们来说具备重要参考意义。饶芃子的《文学通信二则》记录了她本人与泰华作家白翎和梦莉的两封通信，文人墨客间的往来信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蔡敏的《世界各地华文报纸的销数》以实时数据的形式对新马地区以及部分欧美国家的华文报纸发行情况进行说明，对于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次，在文学史简论方面，陈贤茂的《新加坡华文文学简论》以二战和新加坡独立两个事件为节点，将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历程分为“战前（1919—1942）”、“战后至新加坡独立前（1945—1965）”、“新加坡独立以后（1965—）”三个时期，并对各阶段新加坡华文文坛上的诸种文体、代表作家作品、文艺口号论争、文艺思潮流变等问题进行考察，更加注重整体性研究和文学史观念的建构。李少儒的《“五四”爆开的火花——泰华新诗发展简史》从诗坛阵容、出版刊物及诗集单行本、较有时代性的代表作、诗歌流派出发，对泰华新诗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发展史进行概览。林文锦的《南洋为何没有伟大作品产生——回忆战前新马文坛的一次文艺论争》和韩萌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及其他》都将研究焦点集中在某一具体的文学论争事件上，通过对论争始末的还原和解读，去复现新马华文文坛的历史现场。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陆续出版发行了一些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相关的文学选集和文艺丛书，如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从1986年起开始推出《香港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丛书》，由中国文联公司出版发行、《四海》编辑委员会编选的在1986年至1987年间连续发行了四辑的丛书《港台海外华文文学》，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漓江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的《海外华文文学丛书》等。其中《海外华文文学丛书》主要以推介新马地区华文文学作品为主，姚紫的《咖啡的诱惑》、陈仃的《三聘姑娘》、贺兰宁的《石帝》、秋笛选编的《绿帆十二叶：菲华女作家作品选》、黄东平的《赤道线》（上、下）、苗秀的《新加坡屋顶下》、陈恩的《浅草集》、方北方的《头家门下》等都被编入该丛书中。在早期资料困乏、传播及获取途径狭窄、海内外学者及作家相互之间交流贫乏的背景下，该丛书实际上为大陆学者提供了研究所需的基础性资料，犹如一场及时雨浇灌在华文研究资料贫乏的中国大陆。
起步阶段，由于东南亚华文文学资料获取困难，学者们多采用传统的印象式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研究视域及方法比较局限，因此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和缺失。一些学者并没有严格地依据艺术的、审美的标准对相关作品进行批评，而是从现实和社会需要进行批评，如云林在推介《秀子姑娘》时曾直言“今年是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华文文学》把《秀子姑娘》介绍到中国来，让人民重温这段历史，是十分有意义的”⑦。此外，一些学者在推介作品时碍于人情，不免存在刻意夸赞之嫌，如胡凌芝在评价泰华诗集《桥》时，认为这部作品“总体上显示了泰华诗坛的实力，标志着泰华诗人在开辟华文文学大业，迈出了有力的坚实步伐，我们祝贺他们获得成功”⑧，然而如今看来，《桥》的文学史价值及其在泰华文坛上所产生的影响效果与作者的评价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稳步实施和市场经济大潮的来临，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大陆的流通和传播得以打开新的局面，学者们在反思中不断调整和完善研究方法及策略，大陆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开始进入拓展阶段。该阶段，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平台数量有所提升，平台的搭建为大陆学者的研究创造了切实的便利条件。1990年《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的创办为从事东南亚华文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又一坚实的阵地，从此《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与《华文文学》一起携手成为促进海内外文化学术交流的纽带，展示东南亚华文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最新研究成果的两大重要园地。大陆部分高校的学报也开始增设栏目，刊登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论文，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高校学报，如《暨南学报》《汕头大学学报》《厦门大学学报》《华侨大学学报》等，纷纷创造机会助力国内学者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工作。一些主流学术期刊，如《当代文坛》《南方文坛》《学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比较文学》等，也逐渐向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们打开方便之门，选择性地收录和刊载一些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论文。
拓展阶段，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整体上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而这种拓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研究对象的丰富扩展。研究对象所属国别及年代范围等被进一步扩大，较之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从新、马、泰、菲扩大到印尼、文莱、越南等国，且不同年代的不同文学思潮、作家群体、文学运动、代表作品、文体类别等都被纳入研究视野。在起步阶段可供大陆学者选择的东南亚华文作家作品有限，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较为集中在苗秀、姚紫、方北方、陈仃、贺兰宁、黄东平、周粲、萧村、岭南人等为数不多的华文作家及其作品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尤金、蓉子、黄孟文、吴岸、梦莉、曾心、司马攻、蔡景龙、林幸谦、朵拉、小四、亚蓝、林励志、董君君、范鸣英、佩琼、林婷婷、袁霓、一凡、傅文成、冯伯磐、冯卓勋、邬增厚等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等国的华文作家及其创作纷纷进入大陆学者的研究视域。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又大多留学台湾的马华文学“新生代”作家群，包括钟怡雯、辛金顺、陈大为、黄锦树、陈强华、林幸谦、潘碧华、吕育陶、林惠洲、许裕全等人的华文创作，一度受到不少大陆研究者的关注和追踪。
20世纪90年代，就新、马、泰三地的华文文学创作而言，最受学者关注的是华文微型小说的创作。该阶段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发展迅速，不仅出现了像司马攻和黄孟文等优秀的微型小说作家；而且也有专门针对微型小说这一文体而创办和发行的期刊杂志，如由周粲主编，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办的《微型小说季刊》；同时关于以微型小说创作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也相继召开和举办。卢斯飞的《意蕴丰富 韵味悠长——论黄孟文的微型小说创作》和古远清的《文体的自觉——论黄孟文的微型小说》都是以收录在《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黄孟文文集》中的17篇微型小说为研究对象，前者从注重人物性格的单纯性、见微知著的审美特征、情节的突转与意蕴的含蓄、从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现代小说中汲取养分等方面对黄孟文的微型小说创作进行阐释，后者则以黄孟文微型小说中对新加坡人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所面临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社会活动方式、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的深刻变化为论述重点，探寻作者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张国培的《论泰华作家司马攻的微型小说》从自成一格的创作模式、散文化和诗化的创作倾向、心境和潜意识的描摹刻画、飘逸和潇洒的语言特点四个方面去概括司马攻微型小说的创作特征。
此外，杨振昆的《新马泰华文微型小说的崛起与走向》一文尤为值得注意。该文立足于整体性的视野，对新马泰三地的微型小说创作进行总体把握，在“新马泰华文微型小说的崛起”一节中，杨振昆通过列举文艺团体、华文报刊、创作队伍、作品成果、国际影响等实例，描述了新马泰华文微型小说的崛起趋势，并结合经济文化及社会心理背景去分析和寻找这一崛起背后的深层原因；在谈及“新马泰华文微型小说的走向”时，杨振昆从“题材本身的超越和象征境界的实现”、“叙述角度的变异和审美空间的建构”、“艺术的真实感和生活的陌生化”、“手法的多样性及共鸣的冲激力”⑨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他论述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文章还有陈剑晖的《论张挥的微型小说》、赵朕的《泰华微型小说论》、凌彰的《新加坡微型小说热》、黄万华的《微型小说同海外华人社会》、王振科的《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海外华文微型小说》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拓展阶段，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等地的华文文学研究，学者们在研究重点和研究策略的把握上，则呈现出与新马泰三地的华文文学研究有所不同的选择倾向。如对菲华文学研究而言，研究焦点多集中在菲华诗歌的创作上。李元洛的《诗国天空的一弯秋月——菲华诗人月曲了作品欣赏》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将月曲了的华文诗歌创作特点概括为审美联想的丰富性、诗歌意象的简练与新鲜、诗歌语言清浅而深致。刘登翰的《精神漂泊与文化寻根——菲华诗歌阅读札记》从文化乡愁、文化寻根和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的承继等方面，对云鹤、和权、文志、英奇、月曲了、陈默、柯清淡、亚与智等多位菲律宾华文诗人的诗歌进行赏读。赵顺宏的《菲华诗歌发展论略》，从菲律宾华文诗人群体、诗歌团体组建、诗歌刊物的创办等方面入手，考察与梳理出菲华诗歌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发展历程，为大陆学者更好地把握菲华诗歌的历史脉络提供了便利途径。
与此同时，印尼、文莱、越南等地华文文学也开始成为大陆学者的研究对象，但由于资料的相对匮乏及作品数量和质量存在一定局限，因此对于这些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研究，学者们多采用个案分析或进行综述性概论的研究策略。在个案分析方面，出现了赵朕的《“情像流水悄悄流”——论印尼华文作家袁霓的小说》、黄飞的《智者的冥思与感悟──读文莱华文作家傅文成的〈避世圃随笔〉》、吴奕锜的《从“侨风”到“侨歌”——黄东平创作断论》等聚焦于某一作家具体作品的赏析类评论文章。在综述性概论方面，值得注意的有陶里的《越南华文文学的发展、扩散及现状》、吴奕锜的《印尼华文文学历史发展概述》及《泰国、菲律宾、印尼三国华文文学的历史发展》等，其中吴奕锜的两篇文章既论及印尼华文文学的审美特点和艺术特征，又对其衍变历程作了整体性概括，在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华文文学进行比较中凸显印华文文学的独特内涵。
第二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尝试。除了20世纪80年代被较多使用的印象式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等研究方法之外，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者们将比较文学研究、跨文化研究、语言学研究等相关研究方法应用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拓宽研究维度。如在20世纪90年代，饶芃子先后发表《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思考》《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与方法论问题》《拓展中国与东南亚文学关系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等多篇论文，大力倡导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移植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工作中，以世界视野和开放意识去开展华文文学的学术研究工作，用跨文化、跨学科、跨国别的思维去开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并认为“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在未来世纪，如能借鉴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将会使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现象的生成和深化，得到多方面的理论和诠释”⑩，并由此促进海外华文文学包括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未来发展。
在跨文化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诸如论析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化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在关系、分析华文作家在进行华文创作时不断追问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探寻在地文化对华文创作的影响及东南亚各地华文文学本土性的内在发展要求、阐释在跨文化语境中华文文学书写的丰富内涵和广阔的想象空间等论题，都是以文化的视角去构思和推进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如黄万华的《从华族文化到华人文化的文学转换——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趋势的一种考察》和杨振昆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文化考察》可视为该时期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代表性论文。黄万华结合华文文学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以及“面向21世纪的华人文化”的背景，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希望和危机加以探讨，他认为东南亚华文文学正经历着从“较多地带有移民群体意识的华族文化到扎根于中华‘本源文化’和居住国乡土，较多地融入了海外华人群体现代思维成果的华人文化的转换”?。杨振昆则从东南亚华文文学生长的深厚基础、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中存在的制约性因素、东南亚华人的漫长迁徙史、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外壳与内核四个方面，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过程中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多重影响因素进行考察，进而得出“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因，受到本土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影响的文学”?的判断。此外，饶芃子的《中泰文化融合与泰华文学个性》和许正林的《在东西文化交汇点上的新华文学》则是从跨文化视角及双重文化影响的角度分别对泰华文学和新华文学的内在特质进行阐释。
从语言文化和语境的维度进行文学批评，是学者们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又一新尝试。陈保亚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语言文化背景》和周宁的《试论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则从语境的角度对华文文学的生成背景和文化土壤展开探索。陈保亚立足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独有的语言文化背景，深入浅出地将东南亚六大文化集团间的互异性及所共同具有的文化原型加以论析，指出东南亚六大文化集团“在历史上以叠置的方式相互建构，构成了东南亚独特的语言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可能是解释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重要参照点”?。周宁从多元种族和多语并行的社会环境出发，指出“新加坡华文文学，是一种存在于文化与社会断层的文学”?，正因为构成新加坡文化统一体的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元素是多元丰富的，因此在断层之间建设华文文学是必要意识，而语言的异质性使得新加坡成为一个拥有多语文化模式的多语国家，所以周宁认为“语言的传播与认同问题，是研究新加坡社会、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样也是华文文学身处其中的问题”?。
第三是大部头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文学选本、文学辞典以及文学史的编撰被提上了历史日程。《海外华文文学史》《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等文学史著作和辞典是这个时期的重大收获。在作家作品推介方面，王景山主编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辞典》、潘亚暾的《世界华文女作家素描》及其与汪义生合著的《海外华文文学名家》为海外华文作家作品在大陆的推广传播起到积极作用。在文学大系和文学选本的编撰方面，1991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新加坡当代文学大系》、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90年代海外华文散文名作书系》、1994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的《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1995年鹭江出版社推出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等都是该阶段的重要收获。在文学史建构方面，出现了诸如赖伯疆的《海外华文文学概观》、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和《海外华文文学史》、黄万华的《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等鸿篇著述，编写者们基本都按照以国别为单元的标准来划分篇章结构。1993年，陈贤茂等人筚路蓝缕，撰写出版了洋洋60余万余万言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这是大陆涉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以来，第一次以“史”命名的专著。《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大半部分的篇幅都在论述东南亚华文文学，不但涉及到的作家作品最多，而且史的勾勒也是最为清晰。缺憾在于受资料限制，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有所遗漏。于是，陈贤茂等人终于在20世纪最后一年完成并出版了总计约200万字的四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这又是一次集体合作研究的结晶。作为《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的修订本，《海外华文文学史》在编排体例上没有大的变化，基本上还是遵循文学运动、思潮和流派概述加主要作家论的形式，四卷本的《海外华文文学史》也是大半部分篇幅论述东南亚华文文学。可见，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是这部文学史的重中之重。假若将这些篇幅单独出版，实际上就是一部非常完整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史”。
相较于起步阶段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称得上收获颇丰，论文和著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提升，文学大系和文学史的撰写有了新的成果，新的研究方法也有所尝试，研究平台也在不断搭建和扩增。但拓展阶段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加速推进的同时仍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原始文献资料搜集困难、与海外华文作家及学者专家缺乏深度交流、研究方法和范式有待创新等。此外，不少学者都曾下笔论析中国文学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的影响，但却大多流于表面，浅尝辄止未能深入，对此饶芃子建议“除了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外，还可以运用文化交流学、文艺传播学、接受美学等研究方法”?进行深层次的学术探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在拓展阶段所存在的诸种悬而未决的问题与缺憾，在21世纪将继续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和讨论。
如今，进入21世纪已经两个十年了，中国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进入繁盛阶段（2000年至今）。总体来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围还在不断地扩大，研究文章数量与质量也有大幅度提升，《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比较文学》《文艺争鸣》《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等高水平杂志上经常发表有关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文章，不少期刊杂志先后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开辟专栏。国内已有众多专家学者投身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学者齐聚一堂的盛况，如陆士清、饶芃子、蒋述卓、陈贤茂、陈公仲、古远清、杨匡汉、刘登翰、杨振昆、江少川、白舒荣、庄钟庆、曹惠民、黄万华、钱虹、王列耀、张福贵、朱寿桐、陈思和、朱双一、周宁、杨际岚、刘俊、方忠、吴奕锜、赵稀方、刘小新、袁勇麟、朱立立、陆卓宁、戴冠青、刘红林、白杨、萧成、李凤亮、陈涵平、朱崇科、朱文斌、颜敏、凌逾、李诠林、古大勇、李良、丰云、庄园、刘艳、金进等学者均躬耕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第一线。
2002年5月，经过八年的筹备，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在改革开放以来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蓬勃发展的基础上，获国家民政部批准在暨南大学正式成立，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管。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成立，是华文文学研究界的一件盛事，标志着世界（海外）华文文学成为独立的新兴学科。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有近百所大学开设了“华文文学”相关的选修课，《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海外华文文学教程》等教材得到推广和应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汕头大学、吉林大学、暨南大学、苏州大学、华侨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相继招收华文文学研究方面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以东南亚华文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硕博论文越来越多，华文文学学科的本硕博培养体系逐渐完善。每年都有不少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项目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其中“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等研究项目还被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说明包括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内的华文文学学科体系逐渐完善，开始越来越得到官方的重视和认可。
该阶段，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在多个维度上都展示出百家争鸣的发展态势。首先，作家作品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作品丛书汇编方面，《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之文莱卷及印度尼西亚卷、《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的菲律宾卷、徐遒翔主编的《二十世纪菲律宾华文文学图文志·新诗散文卷》、朱文斌和曾心主编的《新世纪东南亚华文文学精选》丛书（共8本）等相继印制出版；作家小传方面，马仑的《新马华文作者风采》、刘敏涛的《群体与个性：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家研究》、伍方斐和罗可群主编的《台港澳及海外客籍作家研究》等都集中介绍了各国华文作家的现实情况。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闪小说、小诗、华文戏剧、反法西斯华文文学、华文文学网络创作、华文期刊、华文文学史料研究等都成为新兴的学术研究热点。如在微型小说、闪小说、小诗研究方面出现了像由朱文斌和曾心主编的《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精选》《新世纪东南亚华文闪小说精选》《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小诗精选》等作品选集，《名作欣赏》《华文文学》《诗歌月刊》三家联手举办东南亚小诗大展为东南亚华文小诗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单篇论文方面值得注意的有袁龙的《异质同形：大陆与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之比较——以〈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与香港获益出版微型小说集为视角》、沈国芳的《论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崛起》和凌鼎年的《东盟十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扫描》等。
在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研究方面，庄钟庆和郑楚主编的《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书卷》（1、2、3卷）相继由世界图书出版社广东有限公司出版，这是国内第一套关于东南亚反法西斯文学的专门性选集。2015年8月在厦门举行了“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学术论坛”暨第十一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对东南亚华文反法西斯文学的文学价值展开热烈讨论，杨松年的《中国与新马：抗战救亡戏剧传播层面的讨论》、张建英的《马华抗战小说中的华人形象（1937-1965）》、北塔的《马来西亚反法西斯华文诗歌研究》分别对东南亚抗战戏剧、抗战小说、反法西斯诗歌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入讨论。庄钟庆的《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特色探究》用“时代性”“广泛性”“地域性”和“艺术性”对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特色进行概括。
在东南亚华文戏剧研究领域里，赖伯疆的《东南亚华文戏剧概观》（1993年）可谓是奠基之作，赖伯疆对东南亚国家的社会概况和华文戏剧的创作情况进行了整理，分章节对南洋地区的华文话剧、歌剧、舞剧、歌舞剧、戏曲、木偶戏和影戏进行介绍。进入新世纪后不少学者开始聚焦东南亚华文戏剧研究，詹道玉的《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1945-1959》（东南亚华人研究丛书之二）和柯思仁的《戏剧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1913-2013》都是以新加坡华文戏剧创作为研究对象，前者聚焦于战后初期新加坡15年的华文戏剧创作，后者则历数新加坡华文戏剧的百年创作历程。郑杰的论文《建构新加坡华文戏剧史：对象、困境与方法》以新加坡华文文学史上第一本新加坡华文戏剧史《戏聚百年》为参照，对新加坡戏剧史的研究方法和未来方向进行探讨，文章认为无论是新加坡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在研究新华戏剧时都普遍选择从政治的出发点去考察艺术和文化，在文学史的研究上也是如此，基于此郑杰提出“可以从戏剧的虚构模式和实践来思考国家叙事”?，使文学研究向艺术本位回归，在此层面上去探究国家叙事与戏剧叙事的有机融合。
在华文期刊研究方面，王列耀、易淑琼和颜敏等学者用力最多。易淑琼的《〈星洲日报〉文艺副刊（1988-2009）与马华文学思潮审美转向》和颜敏的《在文学的现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文学期刊中的传播与建构》都极具学理价值，两本著作均收录在王列耀主编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与华文传媒研究丛书》中。易淑琼以“二十年间马华文学思潮嬗变与文艺副刊驱动平台”、“文学议题化与马华文学思潮审美转向”、“‘文艺春秋’与马华文学思潮审美转向的实践形态”、“‘星云’通俗化文学风潮及其影响下的‘文学马华’”、“马华文学思潮审美转向的文学奖机制”五个章节架构其著作的主体部分，详细梳理了马华文学思潮与文艺副刊的紧密联系，在结语部分“‘文化办报’策略下的‘小文学’媒介在场”中，易淑琼提出“在马华文学向‘文学马华’的审美转向中，文艺副刊始终作为文学权力场域一种隐形的结构性力量介入和干预其中”?，而《星洲日报》文艺副刊其实是“在‘文化办报’策略演绎下的媒介文学场”?。颜敏则从传播学的角度，从传媒运作的基本方式、时代语境、受众需要、中国意识的指引作用及其影响等层面对大陆文学期刊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推广、传播、建构等进行探索。另外，王列耀的《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华文报刊与“新生代文学”》也极具参考价值，在此不展开评述了。
在东南亚华文网络创作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进行关注，毕竟东南亚华文网络文学是一个正在成长、仍需沉淀的华文文学的新兴现象。相较而言，东南亚华文网络文学的发展远不及北美华文网络文学，美华网络文学是全球华文网络文学的源头，在海外华文网络文学的研究领域，几乎大多数学者都将北美华文网络文学作为首选研究对象。东南亚诸国的华人是在2006年前后开始创建华文文学原创网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网站包括盛大文学新加坡站点、《联合早报网》、《狮城网》、《随笔南洋网》、《泰国中华网》、《大马公社》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六六的《双面胶》、宁夏28的《盛世浮华》、张力曼的《我眼中的泰国》、鲁莽的《童话故事》等。一些惯常用纸媒形式发表作品的作家如成君、郭永秀、董农政、寒川、李宁强、南子、周德成、刘瑞金、邹璐、林高、陈志锐、黄明恭、胡春来、辛白、林锦、语凡、林友赏等也纷纷开始踏足华文网络文学创作的领域。新的华文文学网络创作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创作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崭新的课题，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表示忧虑。欧阳婷认为东南亚的“大多数华文网络文学都处于一种寄生的状态，它们仅仅是综合性的中文网站里的一个子版块，长篇作品不多，多是微小说和‘闪小说’，创作水平也有待提高”?，颜敏指出在网络的语境中，“马华文学的意识形态情结得到弱化，面临的是‘文学性’弥散甚至失落的新境遇”[21]。
其次，大量有关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文学史/类文学史著作得到编写。吴奕锜和赵顺宏的《菲律宾华文文学史稿》（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庄钟庆等人主编《面向21世纪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郭惠芬的《新马华文学的现代与当代》（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国培的《20世纪泰国华文文学史》（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庄钟庆主编的《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和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联合编写的《新世纪初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上、下）》（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另外还有本土学者如杨松年的《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稿》（新加坡BPL 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黄孟文和徐乃翔主编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2年版）、洪林的《泰国华文文学史探》（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均是从基础史料的发掘和梳理入手，或是建构东南亚华文文学史的整体概貌，或是聚焦某一东南亚国家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大量文学史的编撰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学科建构起到了促进作用。其中，厦门大学的庄钟庆、陈育伦、周宁、郑楚等人编写的《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从时代背景(政治、经济、文化及华文教育等)和作家的创作实践(主要是文学作品)出发，来研究各个时期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历程，并就若干重要问题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国际性、民族性、本土性等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深度。
再次，研究性论著大量涌现。进入21世纪后，经过长期的学术积淀，不少学者开始撰写大部头的专题性研究著作，这也标志着中国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正朝着专业化、学术化、理论化的方向迈进。王列耀的《趋异与共生——东南亚华文文学新镜像》以三个主线，即“望乡”主题、“父亲”形象、“异族叙事”出发去发掘东南亚华人族群文学的特质。朱崇科《南洋纠葛与本土中国性》对马华文学“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的特征进行概括和论析。朱文斌的《东南亚华文诗歌及其中国性研究》以东南亚华文诗歌为研究对象，重点梳理了东南亚华文诗歌在“中国意识”“中国情结”“中国经验”等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性”之表现，从每个阶段的诗歌文本出发，结合社会历史背景，深入论述和阐释了东南亚华文诗歌与中国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中国性是东南亚华文诗歌/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内在属性之一。钦鸿的《遥望集：东南亚华文文学漫评》和金进的《马华文学》则均属于漫评式的著作，由某一个论点出发铺散开去。此外，也出现了不少关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论文选集，如胡月宝主编的《鱼尾狮与鱼尾狮旁的花木兰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论文选》、朱文斌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刊等都以收录研究性的学术论文为主。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讲，专题性论著的编写和出版，有力推进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进程。
最后，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不断发生变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得到应用。除了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叙事方式、人物形象等进行内部文本研究之外，学者们开始将研究视野逐渐扩展到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教学、语言、翻译、传播等外部生态领域的研究。陈志锐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及文学教学》和王兵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及其教学研究》都是从新加坡华文文学及其与教学的关系的角度展开论述。李国正的《面向21世纪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语言研究》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越南、缅甸等多个国家华文文学的语言环境和语言特征进行深入考察。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越来越重视史料的发掘和建设，这种研究思维和倾向也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产生了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对原始史料的整理和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文学现象进行打捞和还原。2017年10月，江苏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2017年会上专门针对“华文文学的史料建设”进行研讨。韩萌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及其他》通过对文学论争始末的还原和解读，去复现新马华文文坛的历史现场；袁勇麟的《朵拉研究资料》则从作家创作谈、印象与专访、评论文章选辑等几个方面，对马华作家朵拉的华文文学创作的相关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
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起步，在90年代经历了拓展阶段，辗转到21世纪进入繁盛发展的阶段。从基础资料匮乏、研究力量薄弱、研究平台短缺的艰难起步，到现如今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文章数量与质量都大幅度提升、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得到应用、思辨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两头并进的繁盛局面，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在这四十年间朝着学科化、专业化、学术化的方向不断前行。当前关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论文著述、科研立项、学术会议、研究平台等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学术研究的缺陷与不足，如研究力量分布不均、理论建构与方法论创新能力不足、对于文化批评和比较文学批评法的借鉴和应用未能深入等，尤其是相较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和进步空间。我们也期待更多学者专家能够加入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队伍，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这一年轻学科提供助力。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多领域持续友好往来、深化合作发展的背景下，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与落实的过程中，在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不断升温的中文学习热潮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在未来必将得到长足的发展。
注释：
①本刊记者：《珠海香江寄深情——本刊编辑部邀请香港作家、诗人座谈侧记》，详见《花城第3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②秦牧：《祝贺〈华文文学〉杂志创刊——代发刊词》，《华文文学》1985年第1期。
③峻径：《理想的挫折与爱的幻灭——谈云鹤诗三首》，《华文文学》1988年第1期。
④陈贤茂：《五十年代泰华社会的一副缩影——论〈三聘姑娘〉》，《华文文学》1988年第1期。
⑤参见王振科《那“一丝小小的爱”——评周粲的散文新作〈都市的脸〉》，《华文文学》1989年第3期。
⑥参见萧村《马华文学的郁郁绿荫——〈叶的事业〉读后》，《华文文学》1988年第2期。
⑦云林：《读〈秀子姑娘〉》，《华文文学》第1987年第3期。
⑧胡凌芝：《湄南河畔之声——读诗集〈桥〉有感》，《华文文期》1989年第3期。
⑨杨振昆：《新马泰华文微型小说的崛起与走向》，《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⑩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东南学术》1999年第6期。
?黄万华：《从华族文化到华人文化的文学转换——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趋势的一种考察》，《华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杨振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文化考察》，《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陈保亚：《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语言文化背景》，《思想战线》1994年第5期。
??周宁：《试论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6期。
?饶芃子：《拓展中国与东南亚文学关系研究》，《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1期。
?郑杰：《建构新加坡华文戏剧史：对象、困境与方法》，《华中学术》2018年第4期。
??易淑琼：《〈星洲日报〉文艺副刊（1988-2009）与马华文学思潮审美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3、319页。
?欧阳婷：《海外华文网络文学的贡献与局限》，《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6期。
[21]颜敏：《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网络传播现象略析》，《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4年第3期。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中国经济与文化的对外交流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逐渐得到推介和传播，一些目光敏锐的大陆学者开始进军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从80年代初的印象式批评和零散式研究，到90年代文体研究的细化和文化研究方法的引入，再到21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如文化诗学、文化人类学、民俗社会学、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方法得到应用，理论创新意识得以增强。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逐步开枝散叶，向专业化、学科化、学术化纵深迈进。因而，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分成三个阶段，即起步阶段（1979—1989年）、拓展阶段（1990—1999年）和繁盛阶段（2000年至今），主要对学界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发表的论文论著、期刊平台等现有成绩进行观照，分析不同研究阶段的特点、趋势及问题，并对研究范式的转型和学术生长点进行探察，以期勾勒出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四十年的学术历程，为学者同仁提供经验参照以便在未来的研究中查漏补缺，更好地规划未来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之路。一1979年，曾敏之在广州《花城》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文章不仅介绍了港澳与东南亚地区汉语写作的情况，并且呼吁学界要关注大陆以外的汉语文学创作。1979年《花城》杂志编辑部邀请部分香港作家及诗人召开座谈会进行交流，会议上诗人原甸向与会嘉宾介绍了马华文学的沿革和现状，并公开呼吁“我是旅居香港的马华文学工作者。我多么想在中国的刊物上，读到评论港、澳和东南亚文学作品的文章啊！这些文章对内地、对海外作者和读者都有好处，可以推动、刺激我们的文学创作。”①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与曾敏之和原甸的热切期待相违背，对彼时大陆学界的专家学者们而言，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一个陌生领域，鲜有学者愿意踏足拓荒。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起步阶段（1979—1989年），东南沿海地区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相继率先成立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队，《四海》《台港文学选刊》《华文文学》等华文文学期刊杂志相继创刊，有力地推动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向前发展。1985年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创办的《华文文学》杂志为中国大陆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搭建了专业化平台，秦牧在代发刊词中从语系的角度对“华文文学”的概念进行陈述，号召大陆学者“作为中国人，除了关心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注视作为中国文学的一支的‘台港文学’的状况外，也应当留意世界上整个华文文学的动向，加以选刊，进行评介”②，并从文学传播、文化交流、学术互通等层面对华文文学研究这项学术工作的重要性予以强调。然而，由于域外资料进入大陆时在流通和传播上多有困难，当时学者们对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不得不停留在推介作家作品这个粗浅的层次上。从创造发文机会和激发研究热情的角度上讲，把《华文文学》比作大陆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培植沃土毫不为过，不少华文文学研究拓荒性的文章都集中刊登在该刊物上，早期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几乎都曾在《华文文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如陈贤茂、饶芃子、忠扬、杨越、陈春陆、陈小民、高陶、方忠、刘俊、陈辽、钦鸿、古继堂、潘亚暾、黄维梁、翁奕波、萧村、胡凌芝、白舒荣、王列耀、李元洛、王振科等，虽然其中不无练笔尝试之作，无论是从实证的角度还是从思辨的角度来看都有待进一步深化，但念及初期阶段东南亚华文文学面临资料搜集不足、学科概念不清、理论环节薄弱等困境，我们也不必过于严苛诘难。纵观起步阶段刊发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相关论文，不难发现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的华文作家作品备受专家学者青睐，在数量上几乎占据研究选题的绝大部分。实际上，新马两地的华文文学在整个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构成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一方面源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有着较为完整的发展脉络，形成了良好的华文文学传统，另一方面由于华商经济实力、华人人口数量、华文教育水平、华文报刊创办与发行等方面的相对优势，两地的华文文学创作的数量与质量及其内外影响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可谓名列前茅。除此之外，在该阶段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家作品的推介和评论中，涉及泰国与菲律宾两国的华文文学研究论文紧随其后，而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作家作品则提及较少。从研究对象的文体类别上看，该阶段以东南亚华文小说研究、华文诗歌研究和华文散文研究最为集中。在东南亚华文诗歌研究方面，陈贤茂、李元洛、胡凌芝、潘亚暾、翁奕波、峻径等都作出了积极的尝试。其中，陈贤茂的《新加坡华文诗歌发展的轨迹——读新加坡华文诗歌四首》一文是新加坡华文诗歌研究初期的扛鼎之作，作者以米军的《跳“珑玲”》、牧羚奴的《哑子》、杜南发的《野火》和喀秋莎的《海湄夜笺》四首诗为研究对象，将其分别作为新华诗坛在战后初期表现“此时此地”的生活、六十年代初期的现代诗、进入七十年代后“现代”与“写实”合流等不同阶段华文诗歌的代表作品，由此梳理出新加坡华文新诗六十多年的发展脉络，将个案分析与整体概述有机融合。翁奕波的《阳刚与阴柔的共振——刘思诗歌赏析》以三十年代末新马文坛的活跃诗人刘思的诗作为研究主体，在具体论述中将诗人的现实生活经历与其诗歌创作历程进行勾连，内证与外证相结合，总结出刘思新诗中两股不同的情感脉络以及由此形成的阳刚和阴柔两种不同诗歌艺术风格。在泰华诗歌研究方面，胡凌芝和潘亚暾起步较早。胡凌芝的《湄南河畔之声——读诗集〈桥〉有感》以泰华诗集《桥》为研究对象，对子帆、琴思钢、张望、张燕、李少儒五位诗人的诗歌作品进行赏析，并从题材及内容方面概括了泰华诗歌的突出特点。潘亚暾的《诗心长在情长在——岭南人诗歌漫评》则以泰国华文诗人岭南人的生命轨迹为线索，对其青年时代所接受的文学教育及其诗歌梦想的萌生过程进行考察，较为完整地反映出岭南人诗歌创作的整体概貌及其特点。还有李元洛的《千岛之国的桔香——菲华诗人和权诗作欣赏》和峻径的《理想的挫折与爱的幻灭——谈云鹤诗三首》都是以菲华诗歌为研究对象。李元洛对菲华文坛千岛诗社的发起人之一的和权的诗歌创作进行品读，从和权诗作中大量表现乡情、亲情、悲天悯人之情的角度去阐述其诗歌的内在情感律动，并深入探讨和权诗歌在章法、句法、意象上的特质。峻径则以菲律宾华文诗人云鹤的诗集《蓝尘》中的《蓝尘》、《焚星人》和《秋潮》三首诗歌为探讨对象，通过对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大量使用跳跃式意象、反复渲染忧郁感伤的情调，分析云鹤诗歌的现代主义特征，并由此得出云鹤诗集《蓝尘》在整体上之所以呈现出一种幻灭虚无感是源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不和谐状态便不可避免地酿成了诗人深深的失望和苦恼。”③就东南亚华文小说研究而言，起步阶段可供选择的作家作品范围较小，新加坡的姚紫和苗秀、马来西亚的方北方、泰国的陈仃等人的小说最先进入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野。云林的《读〈秀子姑娘〉》从女主角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主题情节设置的角度对姚紫南渡新加坡后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秀子姑娘》进行了印象式的短评。陈实的《苗秀前期小说创作论》则以新华小说家苗秀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创作的四部短篇小说集、三部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为研究材料，对苗秀前期小说的创作特色、艺术风格、成就与不足等进行整体扫描。萧村的《一卷雄文 炳蔚千秋——读方北方小说〈树大根深〉》从人物的典型性格和素材取舍等方面对《树大根深》展开论述，从小说所呈现的马来西亚华人血泪史、奋斗史和创业史的角度对方北方在小说创作中尊重历史真实的态度予以肯定。其中，陈贤茂的《五十年代泰华社会的一副缩影——论〈三聘姑娘〉》采用点面结合的论证方法，是分析入理而且极具研究价值的一篇论文。陈贤茂对泰华作家陈仃的小说《三聘姑娘》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包括带着浓厚封建性的商业资本家兴记头、保持传统三聘姑娘性格特征的大姑娘宝珠、深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洋化女性二姑娘秀珠、彰显新时代女性风采的四姑娘佩珠等进行深度分析，并从背景设置、主题内涵、人物形象塑造等层面，将《三聘姑娘》与巴金的小说《家》进行比较，一窥中国现代文学对泰华文学的内在影响，陈贤茂同时强调对该小说的推介，可以向大陆学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认识泰华社会的窗口，对促进中泰文化交流，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④。其他值得注意的关于东南亚华文小说研究的文章，还有陆枚的《归侨作家赞赏长篇〈风雨耀华力〉——泰华长篇小说〈风雨耀华力〉座谈纪要》和杨嘉的《人生百态 风物千姿——〈泰华文学〉短篇小说评介》。《风雨耀华力》是一部长篇接龙小说，在1963年至1964年连载于泰国《华风周报》，该小说由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九位泰华作家接力完成，曾在泰华文坛产生过积极影响，1983年小说发行单行本，隔年在广州召开座谈会，陆枚的文章对座谈会的举办过程进行了详细记录，为我们走进泰华小说研究的学术现场提供了一个路径。杨嘉的论文则选取了发表于《泰华文学年刊》的26篇泰华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力图整合出泰华短篇小说的创作概貌，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在拓荒阶段不失参考价值。该阶段，东南亚华文散文研究相对较少，基本聚焦于新马两地的华文散文创作。王春煜的《南洋的风俗画与风景画——新华作家〈莫河散文选集〉序》对新华作家莫河的散文选集进行点评，他认为莫河散文的成功在于还原了南洋蕉林椰雨的神采风韵以及洋溢在文字中的对本土、对生活、对未来的热烈之情，而其不足之处则是行文有直露与肤浅之嫌，含蓄不够。周粲是新加坡华文文坛上颇有名气的一位作家，《都市的脸》是其第九本散文集，王振科的《那“一丝小小的爱”——评周粲的散文新作〈都市的脸〉》以该散文集中四十六篇散文为参照，将周粲散文创作一贯的特色和风格概括为“于细微处见精神”、“于平凡中含深情”、“于朴实中显文采”⑤。萧村的《马华文学的郁郁绿荫——〈叶的事业〉读后》针对马华作家甄供的杂文集《叶的事业》中的59篇文章进行整体论述，用“摒弃成见、团结一致”、“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及“文须有益于读者”⑥来概括甄供杂文的思想精神。在起步阶段，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基本都属于作家作品研究的单篇评论，以个案分析为主，整体性研究和区域性研究虽然比较单薄，但仍有一些学者迎难而上挑战学术研究的难关。忠扬的《新加坡华文文艺的困境与重新出发——在第三届港、台及海外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以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作为考察对象，指出新加坡华文文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种问题与挑战后，给出了一些前瞻性的建设意见。凌彰的《新加坡华文文学思潮的变迁》则对新加坡华文文学思潮的衍变过程进行爬梳，在肯定中国新文学对新加坡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前提下，对战前新加坡华文文坛中的文学运动及论争过程展开详细论述，将战后新形势下文艺思潮的新变化，如强调本土特色和文艺独特性、反对黄色文化提倡健康文艺、现实主义与唯美主义流派分流并存等情况进行阐述。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学者在东南亚华文文学史和史料的相关议题上作出了较早的批评实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史料建设方面，陈春陆和陈小民于1988年和1989年在《华文文学》上发表的《泰国华文文学史料（上）》和《泰国华文文学史料（下）》两篇史料梳理性文章对于早期从事泰华文学研究的学者同仁们来说具备重要参考意义。饶芃子的《文学通信二则》记录了她本人与泰华作家白翎和梦莉的两封通信，文人墨客间的往来信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蔡敏的《世界各地华文报纸的销数》以实时数据的形式对新马地区以及部分欧美国家的华文报纸发行情况进行说明，对于研究海外华文文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次，在文学史简论方面，陈贤茂的《新加坡华文文学简论》以二战和新加坡独立两个事件为节点，将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历程分为“战前（1919—1942）”、“战后至新加坡独立前（1945—1965）”、“新加坡独立以后（1965—）”三个时期，并对各阶段新加坡华文文坛上的诸种文体、代表作家作品、文艺口号论争、文艺思潮流变等问题进行考察，更加注重整体性研究和文学史观念的建构。李少儒的《“五四”爆开的火花——泰华新诗发展简史》从诗坛阵容、出版刊物及诗集单行本、较有时代性的代表作、诗歌流派出发，对泰华新诗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发展史进行概览。林文锦的《南洋为何没有伟大作品产生——回忆战前新马文坛的一次文艺论争》和韩萌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及其他》都将研究焦点集中在某一具体的文学论争事件上，通过对论争始末的还原和解读，去复现新马华文文坛的历史现场。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陆续出版发行了一些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相关的文学选集和文艺丛书，如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从1986年起开始推出《香港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丛书》，由中国文联公司出版发行、《四海》编辑委员会编选的在1986年至1987年间连续发行了四辑的丛书《港台海外华文文学》，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漓江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的《海外华文文学丛书》等。其中《海外华文文学丛书》主要以推介新马地区华文文学作品为主，姚紫的《咖啡的诱惑》、陈仃的《三聘姑娘》、贺兰宁的《石帝》、秋笛选编的《绿帆十二叶：菲华女作家作品选》、黄东平的《赤道线》（上、下）、苗秀的《新加坡屋顶下》、陈恩的《浅草集》、方北方的《头家门下》等都被编入该丛书中。在早期资料困乏、传播及获取途径狭窄、海内外学者及作家相互之间交流贫乏的背景下，该丛书实际上为大陆学者提供了研究所需的基础性资料，犹如一场及时雨浇灌在华文研究资料贫乏的中国大陆。起步阶段，由于东南亚华文文学资料获取困难，学者们多采用传统的印象式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研究视域及方法比较局限，因此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和缺失。一些学者并没有严格地依据艺术的、审美的标准对相关作品进行批评，而是从现实和社会需要进行批评，如云林在推介《秀子姑娘》时曾直言“今年是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华文文学》把《秀子姑娘》介绍到中国来，让人民重温这段历史，是十分有意义的”⑦。此外，一些学者在推介作品时碍于人情，不免存在刻意夸赞之嫌，如胡凌芝在评价泰华诗集《桥》时，认为这部作品“总体上显示了泰华诗坛的实力，标志着泰华诗人在开辟华文文学大业，迈出了有力的坚实步伐，我们祝贺他们获得成功”⑧，然而如今看来，《桥》的文学史价值及其在泰华文坛上所产生的影响效果与作者的评价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稳步实施和市场经济大潮的来临，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大陆的流通和传播得以打开新的局面，学者们在反思中不断调整和完善研究方法及策略，大陆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开始进入拓展阶段。该阶段，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平台数量有所提升，平台的搭建为大陆学者的研究创造了切实的便利条件。1990年《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的创办为从事东南亚华文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又一坚实的阵地，从此《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与《华文文学》一起携手成为促进海内外文化学术交流的纽带，展示东南亚华文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最新研究成果的两大重要园地。大陆部分高校的学报也开始增设栏目，刊登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论文，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高校学报，如《暨南学报》《汕头大学学报》《厦门大学学报》《华侨大学学报》等，纷纷创造机会助力国内学者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工作。一些主流学术期刊，如《当代文坛》《南方文坛》《学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比较文学》等，也逐渐向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们打开方便之门，选择性地收录和刊载一些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论文。拓展阶段，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整体上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而这种拓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研究对象的丰富扩展。研究对象所属国别及年代范围等被进一步扩大，较之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从新、马、泰、菲扩大到印尼、文莱、越南等国，且不同年代的不同文学思潮、作家群体、文学运动、代表作品、文体类别等都被纳入研究视野。在起步阶段可供大陆学者选择的东南亚华文作家作品有限，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较为集中在苗秀、姚紫、方北方、陈仃、贺兰宁、黄东平、周粲、萧村、岭南人等为数不多的华文作家及其作品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尤金、蓉子、黄孟文、吴岸、梦莉、曾心、司马攻、蔡景龙、林幸谦、朵拉、小四、亚蓝、林励志、董君君、范鸣英、佩琼、林婷婷、袁霓、一凡、傅文成、冯伯磐、冯卓勋、邬增厚等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等国的华文作家及其创作纷纷进入大陆学者的研究视域。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又大多留学台湾的马华文学“新生代”作家群，包括钟怡雯、辛金顺、陈大为、黄锦树、陈强华、林幸谦、潘碧华、吕育陶、林惠洲、许裕全等人的华文创作，一度受到不少大陆研究者的关注和追踪。20世纪90年代，就新、马、泰三地的华文文学创作而言，最受学者关注的是华文微型小说的创作。该阶段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发展迅速，不仅出现了像司马攻和黄孟文等优秀的微型小说作家；而且也有专门针对微型小说这一文体而创办和发行的期刊杂志，如由周粲主编，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办的《微型小说季刊》；同时关于以微型小说创作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也相继召开和举办。卢斯飞的《意蕴丰富 韵味悠长——论黄孟文的微型小说创作》和古远清的《文体的自觉——论黄孟文的微型小说》都是以收录在《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黄孟文文集》中的17篇微型小说为研究对象，前者从注重人物性格的单纯性、见微知著的审美特征、情节的突转与意蕴的含蓄、从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现代小说中汲取养分等方面对黄孟文的微型小说创作进行阐释，后者则以黄孟文微型小说中对新加坡人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所面临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社会活动方式、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的深刻变化为论述重点，探寻作者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张国培的《论泰华作家司马攻的微型小说》从自成一格的创作模式、散文化和诗化的创作倾向、心境和潜意识的描摹刻画、飘逸和潇洒的语言特点四个方面去概括司马攻微型小说的创作特征。此外，杨振昆的《新马泰华文微型小说的崛起与走向》一文尤为值得注意。该文立足于整体性的视野，对新马泰三地的微型小说创作进行总体把握，在“新马泰华文微型小说的崛起”一节中，杨振昆通过列举文艺团体、华文报刊、创作队伍、作品成果、国际影响等实例，描述了新马泰华文微型小说的崛起趋势，并结合经济文化及社会心理背景去分析和寻找这一崛起背后的深层原因；在谈及“新马泰华文微型小说的走向”时，杨振昆从“题材本身的超越和象征境界的实现”、“叙述角度的变异和审美空间的建构”、“艺术的真实感和生活的陌生化”、“手法的多样性及共鸣的冲激力”⑨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他论述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文章还有陈剑晖的《论张挥的微型小说》、赵朕的《泰华微型小说论》、凌彰的《新加坡微型小说热》、黄万华的《微型小说同海外华人社会》、王振科的《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海外华文微型小说》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拓展阶段，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等地的华文文学研究，学者们在研究重点和研究策略的把握上，则呈现出与新马泰三地的华文文学研究有所不同的选择倾向。如对菲华文学研究而言，研究焦点多集中在菲华诗歌的创作上。李元洛的《诗国天空的一弯秋月——菲华诗人月曲了作品欣赏》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将月曲了的华文诗歌创作特点概括为审美联想的丰富性、诗歌意象的简练与新鲜、诗歌语言清浅而深致。刘登翰的《精神漂泊与文化寻根——菲华诗歌阅读札记》从文化乡愁、文化寻根和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的承继等方面，对云鹤、和权、文志、英奇、月曲了、陈默、柯清淡、亚与智等多位菲律宾华文诗人的诗歌进行赏读。赵顺宏的《菲华诗歌发展论略》，从菲律宾华文诗人群体、诗歌团体组建、诗歌刊物的创办等方面入手，考察与梳理出菲华诗歌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发展历程，为大陆学者更好地把握菲华诗歌的历史脉络提供了便利途径。与此同时，印尼、文莱、越南等地华文文学也开始成为大陆学者的研究对象，但由于资料的相对匮乏及作品数量和质量存在一定局限，因此对于这些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研究，学者们多采用个案分析或进行综述性概论的研究策略。在个案分析方面，出现了赵朕的《“情像流水悄悄流”——论印尼华文作家袁霓的小说》、黄飞的《智者的冥思与感悟──读文莱华文作家傅文成的〈避世圃随笔〉》、吴奕锜的《从“侨风”到“侨歌”——黄东平创作断论》等聚焦于某一作家具体作品的赏析类评论文章。在综述性概论方面，值得注意的有陶里的《越南华文文学的发展、扩散及现状》、吴奕锜的《印尼华文文学历史发展概述》及《泰国、菲律宾、印尼三国华文文学的历史发展》等，其中吴奕锜的两篇文章既论及印尼华文文学的审美特点和艺术特征，又对其衍变历程作了整体性概括，在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华文文学进行比较中凸显印华文文学的独特内涵。第二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尝试。除了20世纪80年代被较多使用的印象式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等研究方法之外，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者们将比较文学研究、跨文化研究、语言学研究等相关研究方法应用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拓宽研究维度。如在20世纪90年代，饶芃子先后发表《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思考》《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与方法论问题》《拓展中国与东南亚文学关系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等多篇论文，大力倡导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移植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工作中，以世界视野和开放意识去开展华文文学的学术研究工作，用跨文化、跨学科、跨国别的思维去开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并认为“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在未来世纪，如能借鉴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将会使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现象的生成和深化，得到多方面的理论和诠释”⑩，并由此促进海外华文文学包括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未来发展。在跨文化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诸如论析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化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在关系、分析华文作家在进行华文创作时不断追问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探寻在地文化对华文创作的影响及东南亚各地华文文学本土性的内在发展要求、阐释在跨文化语境中华文文学书写的丰富内涵和广阔的想象空间等论题，都是以文化的视角去构思和推进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如黄万华的《从华族文化到华人文化的文学转换——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趋势的一种考察》和杨振昆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文化考察》可视为该时期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代表性论文。黄万华结合华文文学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以及“面向21世纪的华人文化”的背景，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希望和危机加以探讨，他认为东南亚华文文学正经历着从“较多地带有移民群体意识的华族文化到扎根于中华‘本源文化’和居住国乡土，较多地融入了海外华人群体现代思维成果的华人文化的转换”?。杨振昆则从东南亚华文文学生长的深厚基础、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中存在的制约性因素、东南亚华人的漫长迁徙史、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外壳与内核四个方面，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过程中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多重影响因素进行考察，进而得出“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因，受到本土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影响的文学”?的判断。此外，饶芃子的《中泰文化融合与泰华文学个性》和许正林的《在东西文化交汇点上的新华文学》则是从跨文化视角及双重文化影响的角度分别对泰华文学和新华文学的内在特质进行阐释。从语言文化和语境的维度进行文学批评，是学者们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又一新尝试。陈保亚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语言文化背景》和周宁的《试论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则从语境的角度对华文文学的生成背景和文化土壤展开探索。陈保亚立足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独有的语言文化背景，深入浅出地将东南亚六大文化集团间的互异性及所共同具有的文化原型加以论析，指出东南亚六大文化集团“在历史上以叠置的方式相互建构，构成了东南亚独特的语言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可能是解释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重要参照点”?。周宁从多元种族和多语并行的社会环境出发，指出“新加坡华文文学，是一种存在于文化与社会断层的文学”?，正因为构成新加坡文化统一体的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元素是多元丰富的，因此在断层之间建设华文文学是必要意识，而语言的异质性使得新加坡成为一个拥有多语文化模式的多语国家，所以周宁认为“语言的传播与认同问题，是研究新加坡社会、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样也是华文文学身处其中的问题”?。第三是大部头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文学选本、文学辞典以及文学史的编撰被提上了历史日程。《海外华文文学史》《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等文学史著作和辞典是这个时期的重大收获。在作家作品推介方面，王景山主编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辞典》、潘亚暾的《世界华文女作家素描》及其与汪义生合著的《海外华文文学名家》为海外华文作家作品在大陆的推广传播起到积极作用。在文学大系和文学选本的编撰方面，1991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新加坡当代文学大系》、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90年代海外华文散文名作书系》、1994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的《世界华文文学精品库》、1995年鹭江出版社推出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等都是该阶段的重要收获。在文学史建构方面，出现了诸如赖伯疆的《海外华文文学概观》、陈贤茂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和《海外华文文学史》、黄万华的《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等鸿篇著述，编写者们基本都按照以国别为单元的标准来划分篇章结构。1993年，陈贤茂等人筚路蓝缕，撰写出版了洋洋60余万余万言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这是大陆涉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以来，第一次以“史”命名的专著。《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大半部分的篇幅都在论述东南亚华文文学，不但涉及到的作家作品最多，而且史的勾勒也是最为清晰。缺憾在于受资料限制，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有所遗漏。于是，陈贤茂等人终于在20世纪最后一年完成并出版了总计约200万字的四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这又是一次集体合作研究的结晶。作为《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的修订本，《海外华文文学史》在编排体例上没有大的变化，基本上还是遵循文学运动、思潮和流派概述加主要作家论的形式，四卷本的《海外华文文学史》也是大半部分篇幅论述东南亚华文文学。可见，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是这部文学史的重中之重。假若将这些篇幅单独出版，实际上就是一部非常完整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史”。相较于起步阶段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称得上收获颇丰，论文和著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提升，文学大系和文学史的撰写有了新的成果，新的研究方法也有所尝试，研究平台也在不断搭建和扩增。但拓展阶段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加速推进的同时仍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原始文献资料搜集困难、与海外华文作家及学者专家缺乏深度交流、研究方法和范式有待创新等。此外，不少学者都曾下笔论析中国文学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的影响，但却大多流于表面，浅尝辄止未能深入，对此饶芃子建议“除了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外，还可以运用文化交流学、文艺传播学、接受美学等研究方法”?进行深层次的学术探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在拓展阶段所存在的诸种悬而未决的问题与缺憾，在21世纪将继续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和讨论。三如今，进入21世纪已经两个十年了，中国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进入繁盛阶段（2000年至今）。总体来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围还在不断地扩大，研究文章数量与质量也有大幅度提升，《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比较文学》《文艺争鸣》《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等高水平杂志上经常发表有关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文章，不少期刊杂志先后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开辟专栏。国内已有众多专家学者投身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学者齐聚一堂的盛况，如陆士清、饶芃子、蒋述卓、陈贤茂、陈公仲、古远清、杨匡汉、刘登翰、杨振昆、江少川、白舒荣、庄钟庆、曹惠民、黄万华、钱虹、王列耀、张福贵、朱寿桐、陈思和、朱双一、周宁、杨际岚、刘俊、方忠、吴奕锜、赵稀方、刘小新、袁勇麟、朱立立、陆卓宁、戴冠青、刘红林、白杨、萧成、李凤亮、陈涵平、朱崇科、朱文斌、颜敏、凌逾、李诠林、古大勇、李良、丰云、庄园、刘艳、金进等学者均躬耕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第一线。2002年5月，经过八年的筹备，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在改革开放以来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蓬勃发展的基础上，获国家民政部批准在暨南大学正式成立，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管。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成立，是华文文学研究界的一件盛事，标志着世界（海外）华文文学成为独立的新兴学科。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有近百所大学开设了“华文文学”相关的选修课，《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海外华文文学教程》等教材得到推广和应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汕头大学、吉林大学、暨南大学、苏州大学、华侨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相继招收华文文学研究方面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以东南亚华文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硕博论文越来越多，华文文学学科的本硕博培养体系逐渐完善。每年都有不少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项目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其中“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等研究项目还被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说明包括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内的华文文学学科体系逐渐完善，开始越来越得到官方的重视和认可。该阶段，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在多个维度上都展示出百家争鸣的发展态势。首先，作家作品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作品丛书汇编方面，《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之文莱卷及印度尼西亚卷、《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的菲律宾卷、徐遒翔主编的《二十世纪菲律宾华文文学图文志·新诗散文卷》、朱文斌和曾心主编的《新世纪东南亚华文文学精选》丛书（共8本）等相继印制出版；作家小传方面，马仑的《新马华文作者风采》、刘敏涛的《群体与个性：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家研究》、伍方斐和罗可群主编的《台港澳及海外客籍作家研究》等都集中介绍了各国华文作家的现实情况。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闪小说、小诗、华文戏剧、反法西斯华文文学、华文文学网络创作、华文期刊、华文文学史料研究等都成为新兴的学术研究热点。如在微型小说、闪小说、小诗研究方面出现了像由朱文斌和曾心主编的《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精选》《新世纪东南亚华文闪小说精选》《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小诗精选》等作品选集，《名作欣赏》《华文文学》《诗歌月刊》三家联手举办东南亚小诗大展为东南亚华文小诗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单篇论文方面值得注意的有袁龙的《异质同形：大陆与香港及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之比较——以〈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与香港获益出版微型小说集为视角》、沈国芳的《论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的崛起》和凌鼎年的《东盟十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扫描》等。在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研究方面，庄钟庆和郑楚主编的《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书卷》（1、2、3卷）相继由世界图书出版社广东有限公司出版，这是国内第一套关于东南亚反法西斯文学的专门性选集。2015年8月在厦门举行了“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学术论坛”暨第十一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对东南亚华文反法西斯文学的文学价值展开热烈讨论，杨松年的《中国与新马：抗战救亡戏剧传播层面的讨论》、张建英的《马华抗战小说中的华人形象（1937-1965）》、北塔的《马来西亚反法西斯华文诗歌研究》分别对东南亚抗战戏剧、抗战小说、反法西斯诗歌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入讨论。庄钟庆的《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特色探究》用“时代性”“广泛性”“地域性”和“艺术性”对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特色进行概括。在东南亚华文戏剧研究领域里，赖伯疆的《东南亚华文戏剧概观》（1993年）可谓是奠基之作，赖伯疆对东南亚国家的社会概况和华文戏剧的创作情况进行了整理，分章节对南洋地区的华文话剧、歌剧、舞剧、歌舞剧、戏曲、木偶戏和影戏进行介绍。进入新世纪后不少学者开始聚焦东南亚华文戏剧研究，詹道玉的《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1945-1959》（东南亚华人研究丛书之二）和柯思仁的《戏剧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1913-2013》都是以新加坡华文戏剧创作为研究对象，前者聚焦于战后初期新加坡15年的华文戏剧创作，后者则历数新加坡华文戏剧的百年创作历程。郑杰的论文《建构新加坡华文戏剧史：对象、困境与方法》以新加坡华文文学史上第一本新加坡华文戏剧史《戏聚百年》为参照，对新加坡戏剧史的研究方法和未来方向进行探讨，文章认为无论是新加坡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在研究新华戏剧时都普遍选择从政治的出发点去考察艺术和文化，在文学史的研究上也是如此，基于此郑杰提出“可以从戏剧的虚构模式和实践来思考国家叙事”?，使文学研究向艺术本位回归，在此层面上去探究国家叙事与戏剧叙事的有机融合。在华文期刊研究方面，王列耀、易淑琼和颜敏等学者用力最多。易淑琼的《〈星洲日报〉文艺副刊（1988-2009）与马华文学思潮审美转向》和颜敏的《在文学的现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文学期刊中的传播与建构》都极具学理价值，两本著作均收录在王列耀主编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与华文传媒研究丛书》中。易淑琼以“二十年间马华文学思潮嬗变与文艺副刊驱动平台”、“文学议题化与马华文学思潮审美转向”、“‘文艺春秋’与马华文学思潮审美转向的实践形态”、“‘星云’通俗化文学风潮及其影响下的‘文学马华’”、“马华文学思潮审美转向的文学奖机制”五个章节架构其著作的主体部分，详细梳理了马华文学思潮与文艺副刊的紧密联系，在结语部分“‘文化办报’策略下的‘小文学’媒介在场”中，易淑琼提出“在马华文学向‘文学马华’的审美转向中，文艺副刊始终作为文学权力场域一种隐形的结构性力量介入和干预其中”?，而《星洲日报》文艺副刊其实是“在‘文化办报’策略演绎下的媒介文学场”?。颜敏则从传播学的角度，从传媒运作的基本方式、时代语境、受众需要、中国意识的指引作用及其影响等层面对大陆文学期刊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推广、传播、建构等进行探索。另外，王列耀的《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华文报刊与“新生代文学”》也极具参考价值，在此不展开评述了。在东南亚华文网络创作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进行关注，毕竟东南亚华文网络文学是一个正在成长、仍需沉淀的华文文学的新兴现象。相较而言，东南亚华文网络文学的发展远不及北美华文网络文学，美华网络文学是全球华文网络文学的源头，在海外华文网络文学的研究领域，几乎大多数学者都将北美华文网络文学作为首选研究对象。东南亚诸国的华人是在2006年前后开始创建华文文学原创网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网站包括盛大文学新加坡站点、《联合早报网》、《狮城网》、《随笔南洋网》、《泰国中华网》、《大马公社》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六六的《双面胶》、宁夏28的《盛世浮华》、张力曼的《我眼中的泰国》、鲁莽的《童话故事》等。一些惯常用纸媒形式发表作品的作家如成君、郭永秀、董农政、寒川、李宁强、南子、周德成、刘瑞金、邹璐、林高、陈志锐、黄明恭、胡春来、辛白、林锦、语凡、林友赏等也纷纷开始踏足华文网络文学创作的领域。新的华文文学网络创作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创作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崭新的课题，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表示忧虑。欧阳婷认为东南亚的“大多数华文网络文学都处于一种寄生的状态，它们仅仅是综合性的中文网站里的一个子版块，长篇作品不多，多是微小说和‘闪小说’，创作水平也有待提高”?，颜敏指出在网络的语境中，“马华文学的意识形态情结得到弱化，面临的是‘文学性’弥散甚至失落的新境遇”[21]。其次，大量有关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文学史/类文学史著作得到编写。吴奕锜和赵顺宏的《菲律宾华文文学史稿》（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庄钟庆等人主编《面向21世纪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郭惠芬的《新马华文学的现代与当代》（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国培的《20世纪泰国华文文学史》（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庄钟庆主编的《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厦门市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会和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联合编写的《新世纪初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上、下）》（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另外还有本土学者如杨松年的《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稿》（新加坡BPL 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黄孟文和徐乃翔主编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2年版）、洪林的《泰国华文文学史探》（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均是从基础史料的发掘和梳理入手，或是建构东南亚华文文学史的整体概貌，或是聚焦某一东南亚国家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大量文学史的编撰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学科建构起到了促进作用。其中，厦门大学的庄钟庆、陈育伦、周宁、郑楚等人编写的《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从时代背景(政治、经济、文化及华文教育等)和作家的创作实践(主要是文学作品)出发，来研究各个时期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历程，并就若干重要问题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国际性、民族性、本土性等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深度。再次，研究性论著大量涌现。进入21世纪后，经过长期的学术积淀，不少学者开始撰写大部头的专题性研究著作，这也标志着中国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正朝着专业化、学术化、理论化的方向迈进。王列耀的《趋异与共生——东南亚华文文学新镜像》以三个主线，即“望乡”主题、“父亲”形象、“异族叙事”出发去发掘东南亚华人族群文学的特质。朱崇科《南洋纠葛与本土中国性》对马华文学“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的特征进行概括和论析。朱文斌的《东南亚华文诗歌及其中国性研究》以东南亚华文诗歌为研究对象，重点梳理了东南亚华文诗歌在“中国意识”“中国情结”“中国经验”等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性”之表现，从每个阶段的诗歌文本出发，结合社会历史背景，深入论述和阐释了东南亚华文诗歌与中国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中国性是东南亚华文诗歌/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内在属性之一。钦鸿的《遥望集：东南亚华文文学漫评》和金进的《马华文学》则均属于漫评式的著作，由某一个论点出发铺散开去。此外，也出现了不少关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论文选集，如胡月宝主编的《鱼尾狮与鱼尾狮旁的花木兰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论文选》、朱文斌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刊等都以收录研究性的学术论文为主。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讲，专题性论著的编写和出版，有力推进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进程。最后，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不断发生变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得到应用。除了对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叙事方式、人物形象等进行内部文本研究之外，学者们开始将研究视野逐渐扩展到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教学、语言、翻译、传播等外部生态领域的研究。陈志锐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及文学教学》和王兵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及其教学研究》都是从新加坡华文文学及其与教学的关系的角度展开论述。李国正的《面向21世纪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语言研究》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越南、缅甸等多个国家华文文学的语言环境和语言特征进行深入考察。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越来越重视史料的发掘和建设，这种研究思维和倾向也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产生了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对原始史料的整理和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文学现象进行打捞和还原。2017年10月，江苏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2017年会上专门针对“华文文学的史料建设”进行研讨。韩萌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及其他》通过对文学论争始末的还原和解读，去复现新马华文文坛的历史现场；袁勇麟的《朵拉研究资料》则从作家创作谈、印象与专访、评论文章选辑等几个方面，对马华作家朵拉的华文文学创作的相关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起步，在90年代经历了拓展阶段，辗转到21世纪进入繁盛发展的阶段。从基础资料匮乏、研究力量薄弱、研究平台短缺的艰难起步，到现如今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文章数量与质量都大幅度提升、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得到应用、思辨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两头并进的繁盛局面，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在这四十年间朝着学科化、专业化、学术化的方向不断前行。当前关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论文著述、科研立项、学术会议、研究平台等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学术研究的缺陷与不足，如研究力量分布不均、理论建构与方法论创新能力不足、对于文化批评和比较文学批评法的借鉴和应用未能深入等，尤其是相较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和进步空间。我们也期待更多学者专家能够加入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的队伍，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这一年轻学科提供助力。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多领域持续友好往来、深化合作发展的背景下，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与落实的过程中，在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不断升温的中文学习热潮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在未来必将得到长足的发展。注释：①本刊记者：《珠海香江寄深情——本刊编辑部邀请香港作家、诗人座谈侧记》，详见《花城第3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②秦牧：《祝贺〈华文文学〉杂志创刊——代发刊词》，《华文文学》1985年第1期。③峻径：《理想的挫折与爱的幻灭——谈云鹤诗三首》，《华文文学》1988年第1期。④陈贤茂：《五十年代泰华社会的一副缩影——论〈三聘姑娘〉》，《华文文学》1988年第1期。⑤参见王振科《那“一丝小小的爱”——评周粲的散文新作〈都市的脸〉》，《华文文学》1989年第3期。⑥参见萧村《马华文学的郁郁绿荫——〈叶的事业〉读后》，《华文文学》1988年第2期。⑦云林：《读〈秀子姑娘〉》，《华文文学》第1987年第3期。⑧胡凌芝：《湄南河畔之声——读诗集〈桥〉有感》，《华文文期》1989年第3期。⑨杨振昆：《新马泰华文微型小说的崛起与走向》，《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⑩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东南学术》1999年第6期。?黄万华：《从华族文化到华人文化的文学转换——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趋势的一种考察》，《华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杨振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文化考察》，《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陈保亚：《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语言文化背景》，《思想战线》1994年第5期。??周宁：《试论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6期。?饶芃子：《拓展中国与东南亚文学关系研究》，《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1期。?郑杰：《建构新加坡华文戏剧史：对象、困境与方法》，《华中学术》2018年第4期。??易淑琼：《〈星洲日报〉文艺副刊（1988-2009）与马华文学思潮审美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3、319页。?欧阳婷：《海外华文网络文学的贡献与局限》，《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6期。[21]颜敏：《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网络传播现象略析》，《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4年第3期。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 网址: http://xsyj.400nongye.com/lunwen/itemid-56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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